殖民主義：一個迷失的視野

關於近年來香港種種政治爭論的性質，社會上充滿各種說法，有說管治效率出問題，有說中港存在文化差異，但似乎都只是瞎子摸象，未能指出箇中關鍵：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 本該是整個香港問題的要害，但在主流政治話語當中，卻往往被迴避、遮蔽、甚至掩飾起來。最近更有論者指出，學校的歷史教學也在刻意迴避殖民主義。但是，無 論在學術分析上還是政治判斷上，我們實有逼切需要打開這個難解的結。否則，我們無法正確解讀七一大遊行的長遠意義，及為香港未來的社會政治變遷作出洽當定 位。

二次大戰之後，世界經歷一浪接一浪的 ‘非殖民地化’ 運動，亞、非、拉美各地多個殖民地紛紛尋求獨立，不少人認為政治獨立就已是殖民主義的終結。可是，過去數十年全球各地冒起的 ‘後殖民研究’ ，早已指出這種 ‘唯主權’ 觀點的偏狹。因為殖民主義更是一種治理方式、一種制度、一種心態和一種思想視野，以及一種知識結構，深藏於人們的歷史經驗，它化成心態、習性，滲透社會體 質和人們的思維結構。雖然 ‘後殖民地’ 把外來殖民主人趕跑了，這些心態積習和體制慣性卻仍然陰魂不散，也就是說，殖民主義的社會關係和文化意識仍舊可以被不斷複製，它們成為後殖民地人民主體性 建設不可迴避的問題。

七十年代，北京小心地把香港剔除在聯合國的殖民地名單之外，為的是阻止香港走上和其他殖民地一樣的獨立道路。北京聲 稱，香港只是 “未解決的歷史問題”。這個說法雖然巧妙，但卻在模糊之處不幸地遮閉了香港的殖民主義問題。八十年代中國決意收回香港之後，就一直以 “回歸”、”統一” 等觀念為香港問題定性。在政治主權的角度而言，這種處理容或無過，但就文化和歷史經驗的角度而言， “回歸論” 和 “統一論” 都無助人們了解香港問題的癥結。

首先，香港並非一個甚麼走失掉了的孩子，迷途之後找到了歸家路。因為，如果不是昧於史實的話，我們就不能 否認，當代香港體制的建立(1841)，遠早於兩個現代中國政權(民國(1911)及人民共和國(1949))。甚至，孫中山也承認，香港是其中一個地 方，引發和孕育了建設現代中國的革命運動。從這個角度來說，後來在建國路途上多番走上歷史迷途的不是香港，反而是中國。再者，香港雖然由英國派來的總督統 治，但從未脫離中國的歷史文化血脈，並不斷分擔著她這百年來的激盪和憂傷。兩地人民交往一向頻密，真正做成某種隔閡的，其實只是一度在大陸實行的共產制 度，但開放改革多年以來，制度隔閡的基礎已漸不存在。可見， “回歸” 並非實有所指，它原先只是一個詩意的比喻，但今天已有混淆視聽的後果。

再說，香港和中國從來也不是兩個分裂分治的政權，最後以武力或和平方式統一。八十年代中國只是和英國談判如何轉移主權治權，基本法草擬也只是諮詢某部份香港人的意見，而不是兩方人民共同制憲，創造統一的新國家。所以，借用 “統一論” 以了解香港問題，實有範疇錯置之弊。

總 而言之，香港既非另一種 “文明”，足堪與它的對手相爭霸、相對抗 (香港的文化實況從來沒有這樣充足的 “陽剛” 之氣)，香港也非一個等待 “歸順” 到中國去，或一股需要中國去 “統一” 的對立力量。所以，今天有人仍在問 “應如何加速香港的文化回歸？”、 “是誰還在阻撓統一？” 等，其實都是經不起學術分析的政治措辭。它們被不斷反複談論的結果，只是進一步令人遺忘香港百多年來都是一個殖民地，而殖民主義是香港歷史經驗一部分這個 鐵一般的現實。

沒有這種面對歷史事實的忠誠，人們就不會深入探究香港殖民主義的特質、矛盾和問題，也不會去認真地疏理香港的殖民經驗，以 助香港走出殖民主義的困局。失去了以 “殖民主義” 作為問題意識，我們將無法檢討、批判和清理殖民主義的複雜遺產、去其遺毒，及正視和發展香港的主體性，並探討這種主體性和中國國民身份的關係。結果是令香 港，及那些介入制訂香港政策的中國人，都自困在一種對殖民主義既愛妒亦痛恨，糾纏不清的 “殖民情意結”：一方面指斥別人綣戀殖民時期，一方面自己又奉殖民教條為圭臬。

八十年代之初，香港前途問題的爭論當中，支持 “回歸” 的香港人，絕大多數同時支持民主化，改革殖民體制。反對 “回歸” 的所謂 “維持現狀派”，卻一拼反對對殖民體制進行改革。北京為了攏絡和取悅殖民建制當中的 ‘維持現狀派’ ，對殖民主義的問題更迴避不談，不敢正視，十足駝鳥政策。在這情況下，香港這二十年來經歷的，可以說是一種 “沒有完成非殖民地化的回歸”，而這一切都是以 “平穩過渡” 的美名掩飾過去。

如何分析香港的殖民經驗（尤其是文化上的經驗）是一個重大課題，有待深研，當中最關鍵的，其實是長期支撐這殖民體制運作的 “奴性結構”。這種奴性結構，在三十年代中國來港的新文化運動健將魯迅先生筆下，有如斯的描述：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 “高等華人” 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喫苦的 “土人” ，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徭是我們的前輩。(<再談香港>)

要 了解這種奴性結構，我們不得不回溯和審視英國人的殖民統治特色，亦即著名的 “間接管治” (Indirect Rule)原則。英國人有著和其他歐洲帝國強權，例如西、葡、荷、法等，很不相同的殖民管治哲學，後者要不將土著全都視作奴隸牛馬，不堪教化，要不就將所 有土著視為要受帝國所代表的 “文明” 所 “開化教育”，令他們最終成為同屬帝國的海外子民。但英國人的殖民哲學卻著重 “分而治之” 之術，吸納小部份土著領袖，將他們訓練成精神上效忠殖民主子的少數精英，再由他們去利用各種地方文化的特性，對被統治者加以細緻的分割、分化、以軟硬兼施 的方式進行治理。被統治者既非享全面國民地位的英國人，也不是受殖地區上有自身主體地位的社會公民。

提出這條英國殖民管治原則的，是曾經 多番在非洲討伐土著的將軍盧押(Lugard)。他後來被派來香港當第十四任總督，在任期間並成為香港大學的創辦人，把香港大學建設成培育此等華籍的帝國 代理人的地方。盧押的 “間接管治” 原則，從非洲、印度帶到香港，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土著紳士(native gentleman)，也就是魯迅筆下那些 “高等華人”。他們雖然心儀英倫、歌頌皇室，但卻積極地利用中國人社會的那種封建奴性，把香港社會構設成一個環繞著他們這幫土著 “貴族” 而建成的奴才結構。

“奴才” 和 “奴隸” 是不同的兩個範疇。奴隸不被承認有人性，只是牛馬；奴才是人，但卻是被閹割了主體意識的人。奴隸受苦，有機會就會反抗，奴才卻活在主子的庇蔭下，以奉承、 吹捧來換取主子賜予的榮耀和利益，他們心甘情願地臣伏於主子的威勢，並憑藉這些虛假的威勢，對自己的土著同胞作威作福、為虎作倀。

於是， 我們會察覺到一個奇異現象，那就是香港文化結構中的 “殖民性” 和 “封建性” 是互為勾結的。英國殖民統治者積極利用中國文化當中的消極成份，抗拒社會改革，抗拒五四運動所帶來的啟蒙思潮和 左翼思想。魯迅先生1927年訪港時發表的一場演講中，亦一針見血地批評了這種殖民者維護中國封建文化的乖謬現象。他非常坦率地說：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所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要愈深的！(<老調子已經唱完>)

二 十年代，香港總督金文泰一手鎮壓省港大罷工，一手卻會同保守的本地華商，宣揚國粹、尊孔讀經，逆時代而行。他大力招攬前清遺老來港，宣揚封建禮教，以保守 的思想體制為藍本，插手華文教育，推行反動的社會文化政策。於是，雖然中國大陸在五四思潮下大步走上文化改革之途，但香港卻成為中國舊思想和封建文化的棲 居之地，使它們在這?再度發芽生根。往後中國大陸經多次戰火和革命的劫難，香港則免遭災禍，但卻諷刺地成為這些舊思想、舊文化的最後根據地。雖然這些舊式 封建精英文化並沒有因此回復往昔輝煌，但由於香港遠離北京這些五四啟蒙運動的中心，再加上殖民政策的偏擺，舊社會的奴性文化，卻可長期掩藏在香港的現代城 市外觀背後，暗存於社會肌理之中，拖著香港後腿。例如社會禮俗上的大清律例，要直至七十年代才予廢除。

事實上，不要以為推動這些舊式中國 文化活動，在殖民地上好歹也起著某種保存中國民族特色的功用，顯示華人文化受重視。事實上，奴性文化所欠的正是民族氣節。例如當時來港宏揚國粹的前清太史 宋學鵬，就在殖民教育當局的指使下，在指定的漢文教本中，歌頌 ‘英皇佐治五世’。顯見，奴才是不辨主子的，這也是今日所見各式各樣的 “轉呔” 現象的歷史結構原因。

所以，香港的殖民主義和封建文化可說是異源同體的紐結，也是香港奴性文化的深層結構。奴才體制就是香港殖民體制的實 質，奴性文化在一個百年來無大變動的殖民權力體制下被庇護。今日，我們要問的是，香港的九七主權過渡，在多大程度上，已改革了這種殖民體制？在多大程度， 香港人改革了殖民與封建雙生的奴性文化？還是，我們所見證的，反是奴才要不斷找尋主子去奉承的本性，以另一種方式顯露出來？

然而，無論這種奴性結構的基礎有多深厚，這兩年的七一遊行，和方興未艾的民主運動，正使香港市民廣泛的動員起來，反省和批判百年來積淀在心態、生活習慣和社會體質當中的奴性。無可否認，它們都是香港文化的 ‘非殖民地化’ 過程的重要延伸。

(二之一)

告別奴性的一天

雖然香港的殖民地體制，百多年來一直相對穩定，但並不表示那就是一個成功的體制。戰後難 民湧港，冷戰熾熱，國共鬥爭在港延續，六七暴動一度動搖了殖民體制的有效性。本土青年政治意識覺醒，打破政治禁忌，投入社會運動，殖民府亦開始著手令政府 管治更能贏取本地民眾認授。市民、學生投入各式社會運動、權益抗爭、關注本地政治事務，擺脫過去國共兩黨相爭的思想羈絆，使香港公民主體性初步浮現，也啟 動了香港的“非殖民地化”進程。殖民政府在當時面臨的管治危機下，重整管治策略，施行一系列社會改革措施，對公務員隊伍開始進行本土化改革。

所 以，香港的非殖民地化進程是本土社會運動所激發的，並不能視之為單單是港英政府的部署。一波又一波的市民參與和社會運動，都是香港公民社會日漸邁向成熟的 表現，這些抗爭都在促進殖民政府改善施政的同時，助成了香港人主體意識的成長，擺脫奴才／奴性的結構束縛，從殖民地順民，成長為香港社會的公民。在這個過 程中，亦激發了香港人的民族意識和批判性的愛國主義。

相對之下，面對市民主體性浮現和公民社會成長，當年港英殖民政府的回應是保守的，並 刻意以維護殖民統治的基本權力分配格局為原則。於是，一種以“穩定的香港”為問題意識 (problematique) 的政治論說，在七十年代起便開始在殖民政府支持的學術研究中取得主導地位。這些研究刻意簡化香港歷史，淡化在香港社會在動盪和變遷中不斷冒起的新現象，以 至忽視和抹煞各式在七十年代之後風起雲湧的政治理想和意識形態，反而從殖民統治的角度，為香港塑造一個殖民主義管治是一個成功穩定的管治模式的假像。

當 時，金耀基的“行政吸納政治”論，劉兆佳的“低度整合社會”論，都是從維護殖民管治架構這種角度出發，形成一種具殖民色彩的思想視野。在一個政治研究和討 論被嚴重壓抑的殖民時代，上述這些有著濃厚的親殖民建制色彩的理論，在一段長時間內，成為暗合殖民政府管治利益的主導論述架構。這些論述將香港人描繪為政 治冷感、沒有主體意識的難民，又論證香港殖民政府已經成功地透過吸納機制，將社會精英攏絡過來，為平穩的殖民政治服務。劉兆佳更進一步把社會一段時間的相 對沉默，抽象化為香港華人文化特質，亦即所謂 “功利家庭主義”，將香港人進一步在理論上化約為純粹經濟動物。事實上，上述的理論論述，大體上都是英國殖民大將盧押“間接管治”原則的引伸和細緻化，也 就是一種本土華人精英為殖民主義辯護的學術產物。

在八十年代主權回歸定案之後，像劉兆佳一類的學術討論，並沒有從發展和伸張香港市民主體 性，實現港人港原則下“當家作主”(溫?家寶語) 精神的角度探討香港的政治未來，反而是從如何對殖民架構和殖民管治原則進行小修小補的角度，完成服務於“平穩過渡”的政治設計，引入維持“高等華人”和各 利益集團特權的“功能團體”及甚麼“管治聯盟”的構想。於是乎，英國殖民地百年來的“間接管治”原則便在平穩過渡的大前提下暗渡陳倉，成為九七後香港政治 體制的原則，衍生成所謂 “行政主導”、“精英吸納”等的教條 (最近更扭曲地被樹為“均衡參與”)， 並把“政治人才缺乏”等倒果為因的習見廣泛傳播。

九 十年代的泡沫經濟虛假繁榮，遮掩了這種刻意地“非政治化”的思維的缺漏，更不幸的是，自從六四事件之後，“民主抗共”的意識，以及“井水不犯河水” 的論述，把香港市民建立主體意識，擺脫殖民困局的需要，都給框限在一種“冷戰思維”的二元對立框架底下。香港人的自保和自我防衛意識，亦間接地默許了把不 少殖民架構和管治策略美化和合理化的制度安排。而中國政府亦在“平穩過渡”的思維支配下，將攏絡香港原有殖民統治力量，安撫既得利益集團的需要作為首要原 則，把香港政策的視野，嫁接到這種殖民主義意識架構之上，積重而難返。

殖民主義的陰魂未散，處處阻礙著解決香港問題的思路。在香港市民中 間，不時在抱怨飽受董建華政府敗壞施政之時，流露出日子還是殖民地時期好過的無奈嘆謂。而當政者及社會上的權貴階層，亦抱懷舊意識，夢想回到殖民地時期享 盡各種政治和經濟特權的年代，甚至幻想自己是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前的封建貴族，以為可將歷史倒退數百年。某些在本地近年冒升的資產階級威權主義思維，也 試圖將一些殖民主義管治原則永久化。更不幸的是，中國的當政者亦病急葯亂投，繼續向殖民管治經驗招魂，處處以維護“過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出發，妄圖可以壓 服香港市民走出殖民奴性結構的主體意識。這種遍及社會上下的殖民情意結，充斥在香港各式公共言談話語中間。

香港富商鄭家純說：「中國作為香港的宗主國，即是老闆，當然有權利決定香港政制發展。」 ───按：與 “宗主國” 相對的是藩屬或殖民地，以“宗主國”稱謂中國，那不是視香港為中國的殖民地又是甚麼？

前 中國官員周南說，「〔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就是與香港回歸前一樣，打打報告，提提意見，這就叫負責」───按：為甚麼回歸前的殖民總督獨裁制對‘負責 ’的定義，會被視為金科玉律，而不是體現 “人民共和國” 內，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和常理，來構設一個理應是“後殖民”的政治架構？

人大 副秘書長喬曉陽在人大釋法後說，他認同一位作者的意見，這位作者認為　「英國統治時期，未見香港有人質疑、詆毀以及要求修改《英皇制誥》和《皇室訓 令》……因為香港人尊重《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至高無上的憲制地位。」他慨嘆基本法並未受到像以往香港人對這兩份殖民地憲制文件的尊重，認為這說明 “傳統的法治精神”失落───按：大扺喬曉陽先生忘掉了，過去香港是一個人民在被征服狀態下的殖民地。土著對征服者的順從，是不是就是一種 “認同” 和“尊重”？為甚麼喬先生這麼輕易就說，一紙帝國強權的政令，乃等同於有著人民的認授性，反映了人民自身意志的“憲制文件”呢？為甚麼中國的當政者會期許 自己國家製訂的憲制文件，應受到像殖民地順民那一種形式的、表面的 “尊重”呢？為甚麼又要說，這種順民的“尊重”、啞忍，已經是香港人的“傳統精神”呢？

筆者在八二年是首批跑到啟德機場的學生之一，抗議 剛由北京轉到香港訪問的戴卓爾夫人，因為她在北京聲稱 “三條 (不平等) 條約”有效。而後來曾被人民日報贊譽為“愛國青年”的那一代人，在多番抗議這些沒有體現人民主體性的殖民地政令和條約時，也沒有基於甚麼“傳統法治精 神”，而不去質疑這些所謂“憲制文件”。倒是當日那些反對回歸的“維持現狀論”者，在輿論上卻主張尊重和遵守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中永久割讓條款的“法治精 神”。

上面引述的這些例子和說話，顯然深深地嘲弄和傷害了與殖民奴性文化和權力架構搏鬥、周旋了多年的香港人，卻也證明了香港走出殖民困境的任務艱鉅，亦映照出殖民主義文化的陰魂難散。難道中國和香港的關係，就只能從這種殖民管治經驗和殖民體制的精神傳統來構想嗎？

我 不認為，香港人有一種先天優越的“文明”，相反地，從歷史的深沉探索中，滿眼都是香港特色的殖民／封建奴性，光怪陸離的時空倒錯、黑白顛倒。香港人的習慣 心態，仍舊充斥著揣摩上意、委曲奉承、反智犬儒的奴才性格。所以，香港的民主運動，既要能批判，也要能自我批判。覺醒的香港人要合力維持的是香港優秀的核 心價值，而非一種 “大香港主義”，因為香港值得珍重的核心價值，都不是源於保守封閉的殖民體制恩賜，而是從香港人在反抗殖民／封建奴性文化的歷史經驗中累積的。只有這些前 仆後繼的反殖民、求自主的社會運動，香港人才會批判地吸取和挪用各種進步思想和意識，以抵禦殖民社會體質中長期積習下來的奴性。

殖民地下啞忍的是順民；俯伏在封建制度下的是臣民；活在共和國下的應是盡享國民權利的國民；香港作為一個現代城市，它需要的不再是奴才，而是有著主體意識的城市公民。

香港的民主運動，目標不應泥於分享政治權力，也不囿於爭奪議席，因為它有更深廣的文化社會任務，它毋寧是承繼南來遲了的五四啟蒙運動，它會協助中國土地上這最後一片殖民地，走到徹底告別奴性的一天。

(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