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獨立媒體 2005. 12. 24
政改拉倒，一場鬧劇落幕。不過，如果這場政改不以鬧劇落幕，那將更是一場災難。
這場災難可以以下面其中一個場景出現：
(1) 泛民主派繼續像在5號報告書放風、草擬和公佈初期那種數手指、分餅仔的態度，喜滋滋地盤算可以多分多少席位，讓多少個第二梯隊上位。在這情況下，一眾政客在分享那些從盛宴桌上掉下的骨頭之際，零三七一大示威以來積聚的公民動員能量，就會一朝潰散。表面上所謂具 “民主成分” 的開放議席增加，曾蔭權安撫民主派成功，民主運動卻不單 ‘原地踏步’ ，更要倒退消亡。
(2) 泛民主派在最後一刻分裂，轉投政府方案支持票。數以十萬計曾經上街的市民嘩然、唾棄。泛民主派連一個令人信服的陣容去行使僅有的 ‘否決權’ 的力量和勇氣都沒有，是為災難中之災難。
把香港民主運動從這場災難拯救過來的，是十二月四日成千上萬為普選原則而走上街頭的群眾。這是他們以堅實的步伐，把香港民主運動從新喚醒，警醒泛民主派的政客作風。如果說政改方案遭否決，是泛民內部的綑綁策略的話，那首先便是群眾把泛民主派綑綁起來的結果。
相信群眾還是利用群眾？
從來，專制政權走向民主化的歷程，都存在相信群眾運動和利用群眾運動的兩種傾向。香港民主政客的特色是，他們既要群眾支持，但又不相信群眾。所以，長期以來，民主派政客都只是利用群眾運動，卻從沒有積極的支持、或者正面的組織群眾運動。群眾運動不但被矮化為媒體鏡頭前作秀，收窄為街頭抗爭、貶仰為節日步行。正是這種對群眾運動深厚的犬儒主義傳統，使得民主派三番四次落後於群眾。他們愛躲在民調數字和博奕推理的背後，機會主義地看待群眾的反應。
今次政改拉倒，真正震怒的是曾蔭權和許仕仁。我對他們的震怒是理解的，因為一直以來5號報告書的早期放風和非正式諮詢，泛民主派可說毫無對策，軍心渙散，只是躲在一個過時、無力的 “零七、零八普選” 口號底下，錯令建制一方以為可以在普選時間表問題上蒙混過關，而泛民主派也非鐵板一塊，可以分化。這個局面，與其說只是曾蔭權輕敵所致，倒不如問一下泛民主派，為甚麼沒有把原則大前提清楚楚讓對方知曉，並在方案初期全線企硬，讓群眾發出毫不含糊的反對聲音？
不相信群眾，對群眾在普選原則的執著抱犬儒態度，正是這場鬧劇的根本遠因。
及至12月4日，遊行萬人空巷。群眾的自發性、自律性，又一次把泛民主派自己也嚇倒。他們想不到，今年七一遊行的慘淡，媒體的全面歸邊，經濟危機減緩，曾蔭權還是據有甚高的民調數字底下，群眾還是會走出來，以腳表態。可是，沒有組織的群眾，只能發出相互矛盾的訊息。一邊是支持普選時間表，一邊是支持接受方案。一齣鬧場就不可避免。
犬儒積極主義
事實上，不單只泛民領導對群眾運動抱犬儒態度，群眾對泛民主派其實也抱犬儒態度。他們一方面既不相信他們這些偶發的行動可以動搖建制，另一方面也不相信或者寄望民主派政客可以有效地為他們爭取到些甚麼。零三年之後群眾的積極主義和犬儒主義並生並存，形成一種極之吊詭的犬儒積極主義(cynical activism)[即以犬儒的態度投入政治行動]或積極的犬儒主義(activist cynicism)[即以有限零星的政治活躍行動來體現對整體政治處境的犬儒無奈狀態]。就如在普選大遊行的時候擠在維園的人群，可以靜候而不發怒，無甚焦灼之情，當主持人喊叫重重複複的口號，甚至因無話可說而歸於沉悶尶尬之時，群眾會自行讀報或與伴閒談，仿佛遊行策劃者要說些甚麼話，根本也不理會。但他們仍然是堅定、積極的，因為他們決心要出發、並走畢全程。
香港群眾的這種犬儒積極主義是可理解的，因為香港一方面尚享有各種令世界上不少人仍然羨慕的人權、自由，但另一方面，他們亦明白自己活在一個共產党政權底下，任何拋頭顱、洒熱血的誇誇其談，都只可以換來汕笑。然而，作為民主運動的領導者，是否就可以以為，這種已近惡性循環的政治犬儒主義，會把香港推上實現民主之路嗎？而更重要的是，這種飄浮不定的犬儒主義，會把香港推上那一種性質的民主呢？
事實上，普選大遊行之後，一些民主派學者非單不去分析探討普選運動，群眾運動往何處去的問題，反而去論證如何令民主派放下道德主義的包袱，尋求達成甚麼 “雙贏方案” 的 “妥協” 之道，可說是香港犬儒主義政治生態的典型症候。迴避分析群眾，只好沙盤推演，為政客占卦算命。此等知識操作本身就是香港根深蒂固的犬儒主義文化生態的一部份。
“妥協” ，果真就是步行在港島街頭這成千上萬的群眾的要求嗎？然而，無論是主流還是獨立的媒體，對這些所謂學者之言都沒有反應，為甚麼？是因為對這些奇談怪論，群眾都習慣了淡然置之，視而不見？難道，犬儒主義的埋首沙堆，真的就是後現代社會消減或迴避意識形態操控的最有效辦法？！
忘掉政改
事實上，對政改問題早已死心的犬儒積極分子(cynical activist)，在普選遊行之後就立即把政改忘掉。反倒是反世貿的示威，吸引了追求新政治行動和社會運動想像的活躍分子，甚至以往從未認真關心政治社會的人，他們一起投入，一起感動，一起戰鬥。
為甚麼一個本地關乎切身利益的普選課題，可以在數以十萬計的人上街之後，就交由那一小圈政客學者商量如何妥協，而人民大眾竟無後續反應，但一群天外飛來的國際示威者，卻在三數天之間成為城中偶像，把長年被麻痺了的政治表達細胞和神經都激活起來？
事實上，普選遊行過後，整個泛民主派都無力繼續回擊，他們怯於洶湧急升的自發群眾，心知不能妥協backdown，但也無力無心去領導。於是，在他們眼皮底下，任憑政府以納稅人公帑付帳，開展一個史無前例的洗腦宣傳和簽名運動。躲在整整一周舖天蓋地的反世貿新聞之下，建制陣營結果聲稱手掌78萬支持。
七十八萬群眾？
無論這78萬你會認為有多少 “水份”，這都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一個任何人都不能低估，忽視的數字。過去，泛民主派認為自己是群眾的領導，自己是群眾運動的組織者。但他們忘記了，他們的對手，不是工商界、不是民建聯、不是中央，而是滲透和組織這一切的共產党。而共產党的最拿手好戲，正是組織群眾。
事實上，從組織群眾的角度看，立法會泛民主派否決政改方案，簡直就如洪流中的一點小浪花，微不足道。而曾蔭權不能以籠絡和分化泛民主派，使議案安全通過，其實也無損他在共產党眼中的價值分毫。他在方案所謂頻危階段，電視直播，更不惜動員整個政府上下，走到街頭與民建聯等一起拉簽名，表明了他和本地土共的矛盾已經在共產党的協調下得以按下。方案否決後，他更大言中央任用他是長期政策，平息一切動搖他管治威信的可能說法。
眾所周知，回歸這麼多年以來，共產党聯繫各種建制勢力，對香港公民社會大力滲透。建華之亂及市民反抗並無減慢這個籠絡、滲透、整合的過程。當香港人在倒董一役是以反對各種施政錯失怪罪建制之時，群眾並沒有建立對體制的清醒的批判性。相反地，這些反董建華的情緒，更多地被歸結到渴求果斷、強勢、有力的領導和管治。群眾要求民主、要求普選，卻也夾雜著對強勢領袖的渴望。
曾蔭權不是董建華，因為他明白董建華的失敗，是香港政治貴族不肯面向群眾的失敗，簡單來說，董建華無力領導群眾、組織群眾。曾蔭權了解直接訴諸群眾，動員群眾，是建制陣營反制反對派的最根本之道，因為只有將民眾動員起來，把民主的旗號扛過去，一個欠缺認授性的政權才能解決它的統治危機。他的選擇並非他有過人的民主素養，而是他選擇了一條把威權和民意拼合的民粹主義道路。他逐漸顯現的民粹領袖作風，可以壓攝周邊潛在的權力競逐者，也配合共產党對香港公民社會日漸成功的滲透工作。投票前這個差不多是悄悄然地進行的簽名運動，就是這場群眾運動的初級演練。以這個數字來說，曾蔭權當然是一個勝利者。難怪他可以大言中央長期支持他，儼然他的 “試用期” 已過。
任何人只要細心留意立法會內的辯論，早已知道議會應有的擺事實、講道理的自由主義議會文化已經消失。建制派中的政棍人物，根本無心議政。他們無論在議事殿堂，還是由所盤據的組織、街頭，以及所控制的媒體，他們所做的都只是磨拳擦掌地把泛民主派，及支持他們的教會領袖，有系統地妖魔化為人民公敵。過去，他們未敢號稱自己為代表香港大多數。但今天，離開他們組織反民主派大遊行的日子，其實並不遠。問題只是何時需要。
另一種群眾：沉默的大多數
活在犬儒主義當中，心懷稀薄的民主信念，從維園出發的群眾，並不是香港唯一政治積極的群眾。更廣泛的犬儒主義生活形態、政治心態、精神狀態，正是另一批所謂 “沉默的大多數” 躁動的心情無處安放，容易被蒙騙、騎劫的背景。曾蔭權這場政改為甚麼搞得這樣虛情假意，事後也還是這樣意得志滿，神態自若，原因就是根本他從頭到尾都志不在此。作為一個耿耿忠心地服務於共產党的曾蔭權，除了他具備籠絡、分化和瓦解泛民的本錢之外，就是那股比董建華更敢膽充當爛頭卒，為自己建立強勢形象的莽氣。他從上任之初自稱為民主派，到政改投票，統一建制陣營和左派傳媒反稱泛民主派為“反對派”，就是一個向泛民搶奪語辭的長期鬥爭策略的一部份。否決政改方案之後，曾蔭權惡形惡相的說， “不要以為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但一些民主派的鄉愿政客卻還可以說 “其實我們仍把他當作朋友”。泛民政客的溫吞無知，莫此為甚。
在企硬與妥協之外
香港是一個典型的，哈維爾所說的那種，以消費主義結合共產党專制的所謂 “後極權主義” 社會。但我們不致於只餘力氣，交由幾個知識份子去憑良知簽署77憲章，僅作良知反抗。我們面對的，一方面是一個不能輕易推倒，一個別以為可以輕易與之對奕的共產政權，還有的是一班定性模糊，捉摸不定，既積極、又犬儒，既可向左走，也能向右轉的 (蛋散) 群眾。
如何面對群眾，如何組織群眾，將是民主運動能否走出 “企硬” 與 “妥協” 的虛妄對立的關鍵。只有回應了這個問題，香港民主運動才不會重複又重複那些災難，或者鬧劇。
刊於獨立媒體 2005. 12.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