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3月 26, 2007

曾蔭權,你的日子到了!

刊於獨立媒體 2005. 12. 21

今天,政改五號報告書拿上立法會辯論,不過,與其說今天是香港政治民主前途的十字路口,不如說是奴才妖孽一一現形的大日子。

傳說紛紛謂誰個泛民主派會在最後一分鐘轉投支持票,但其實任何人都知道,泛民主派當中誰人變節,誰就得打定以後都要轉投敵陣,永遠從 “泛民主派” 除名。絕大部份現已成親建制喉舌的傳媒,都把壓力往泛民主派那一邊倒,太陽報還以 “尋找真英雄” 為頭條大標題。其實,自從陳方安生單挑曾蔭權的記招開始,任何有政治識見的人都知道,真正能擔當最後民主大英雄的只有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曾蔭權本人。

事實上,陳方安生要求曾蔭權向香港人作出他個人的承諾,會在零七年任滿之前,向中央政府爭取不遲於二零一二年落實雙普選,既無扺觸任何憲政權限,也沒有違反人大否決零七零八雙普選的決議。雖然和泛民主派要求方案中包括明確的普選時間表要求有一段距離,但這個要求的挑戰性,實在不下於一個時間表。關鍵就是,雖然曾蔭權推搪說爭取早日實現普選,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喬曉陽也託辭謂無 “法” 達到,但陳太要求曾的個人承諾,卻是完全的一個個人承諾,也是一個讓香港人判斷,是否值得支持曾蔭權在零七年連任的競選承諾。

放開陳曾之間或許有的宮廷恩怨,其實陳方安生的問題,也應是每個fair-minded的香港市民應向曾蔭權提問的問題。

作為一個自號職業為 “政治家” 的曾蔭權,如果連其政治理念和信仰也不能宣之於口,只懂得要求人民體諒自己的困難,他又何以有資格成為一個政治家呢?

事實上,曾蔭權上台以來,好像能夠左右逢源,不單土共捐棄前嫌 (雖然極為不願意,也力撐到底,為曾蔭權的政改方安案保駕護航),也籠絡一些所謂泛民主派友好,一派開明革新的新貌。然而,政改一役卻充分暴露了他毫無開新創始的氣度。輿論一度稱這任特首只有年半任期,是曾蔭權的試用期。但其實,香港對曾蔭權也有一個試用期。只要曾蔭權今天還是絲毫不為所動,強闖政改關,對陳太個人承諾的挑戰不聞不問的話,曾蔭權在市民心目中的試用期,就等於提早完結。

保守派常以香港政治人才缺乏作為延宕落實普選的借口。然而,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或是循環論證)。而觀乎香港第一個自譽為 “政治家” 的曾蔭權,個人對政改時間表一事,也顯出毫無承擔,毫無方案,只懂仗勢而行,看風駛舵,又如何能帶領香港走出困局?曾蔭權和董建華又有甚麼分別?

當今,唯一一個能做 “真英雄” 的只有曾蔭權一人。如果他能在投票前夕,把陳方安生的球接過來,公開宣佈:無論成敗得失,他個人都會在零七年任滿之前,向中央政府爭取不遲於二零一二年落實雙普選,並宣佈這是他的個人承擔。那他就會一夜之間,成為香港首個貨真價實的政治領袖:左手持77萬個支持五號政改報告簽名,右手以陳太呼籲,反壓泛民主派支持通過方案。如此民氣,中央亦難以扺禦。也無論土共如何感覺被騎劫,亦不能不在曾蔭權急升的人氣面前反檯不認。果真如此,香港第一個真正能夠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奇里斯馬型民粹主義政治家,一個 “飲香港水,流香港血” 的地方領袖就會誕生,魅力甚至會超過45條關注組。曾蔭權就會成為香港的李登輝。

上面所寫,當然是一種狂想。寄望於一生作為殖民地忠誠公僕的曾蔭權,能在一夜之間洗心革面,拔地超升為一個敢擔當的政治家,簡直就是緣木求魚。然而,這亦是百分之一百有 “可能” 發生的事。 “可能” 的事會否真的成事,關鍵只存乎一心。一念成佛,一念成魔,英雄與狗熊盡在此一念。

觀乎土共面對政改及普選,比泛民主派其實更為積極進取。如果細閱他們在喬曉陽講話之後的言語行動,其實和從前挺董年代,已有了很大的改變。建制陣營對公民社會各環節無孔不入、日益壯大的滲透,明顯地看出,一個十分積極的應付將來普選的工程正在火速進行。所以,當前政改的問題不是有沒有普選,而是建制派有沒有足夠時間,在普選落實後有必勝把握,有沒有一個創造某個民粹領袖(人民英雄)的契機,以及這個人物是誰?

當前政改當然是其中一個這樣的契機,但對曾蔭權來說,卻可能是他的最後契機。

某些香港人對曾蔭權抱有幻想,希望他能像英治時期那些被理想化了的清廉能幹公僕,回復昔日 “美好” 時光。雖然這種幻想只是折射出香港人一貫愛沉醉在美好殖民往日的無能心態,然而,這種保守主義的幻想,卻正日益被悄悄轉化為對強勢領袖的渴望。香港政局不在於普選會不會到來,反而在於誰個能看準時機,虜獲這股對強勢領袖的渴望。

曾蔭權---一個骨子裡就只配當殖民地政權忠誠奴僕的 “香港仔” ---他的試用期快滿了,他會選擇當英雄還是狗熊,很快就會知曉。他沒有膽識把殖民奴性超克,其實正象徵著香港社會根深蒂固的殖民奴性,還沒有徹底革除。所以,香港人與其寄望於這些奴才首領自覺人性主體性,從而洗心革面,不若組織起來,以堅定的聲音,向殖民臣俾左右逢源的機會主義大聲說不。

曾蔭權,你的日子到了!

政改的鬧劇與民主運動的災難


刊於獨立媒體 2005. 12. 24

政改拉倒,一場鬧劇落幕。不過,如果這場政改不以鬧劇落幕,那將更是一場災難。

這場災難可以以下面其中一個場景出現:

(1) 泛民主派繼續像在5號報告書放風、草擬和公佈初期那種數手指、分餅仔的態度,喜滋滋地盤算可以多分多少席位,讓多少個第二梯隊上位。在這情況下,一眾政客在分享那些從盛宴桌上掉下的骨頭之際,零三七一大示威以來積聚的公民動員能量,就會一朝潰散。表面上所謂具 “民主成分” 的開放議席增加,曾蔭權安撫民主派成功,民主運動卻不單 ‘原地踏步’ ,更要倒退消亡。

(2) 泛民主派在最後一刻分裂,轉投政府方案支持票。數以十萬計曾經上街的市民嘩然、唾棄。泛民主派連一個令人信服的陣容去行使僅有的 ‘否決權’ 的力量和勇氣都沒有,是為災難中之災難。

把香港民主運動從這場災難拯救過來的,是十二月四日成千上萬為普選原則而走上街頭的群眾。這是他們以堅實的步伐,把香港民主運動從新喚醒,警醒泛民主派的政客作風。如果說政改方案遭否決,是泛民內部的綑綁策略的話,那首先便是群眾把泛民主派綑綁起來的結果。

相信群眾還是利用群眾?

從來,專制政權走向民主化的歷程,都存在相信群眾運動和利用群眾運動的兩種傾向。香港民主政客的特色是,他們既要群眾支持,但又不相信群眾。所以,長期以來,民主派政客都只是利用群眾運動,卻從沒有積極的支持、或者正面的組織群眾運動。群眾運動不但被矮化為媒體鏡頭前作秀,收窄為街頭抗爭、貶仰為節日步行。正是這種對群眾運動深厚的犬儒主義傳統,使得民主派三番四次落後於群眾。他們愛躲在民調數字和博奕推理的背後,機會主義地看待群眾的反應。

今次政改拉倒,真正震怒的是曾蔭權和許仕仁。我對他們的震怒是理解的,因為一直以來5號報告書的早期放風和非正式諮詢,泛民主派可說毫無對策,軍心渙散,只是躲在一個過時、無力的 “零七、零八普選” 口號底下,錯令建制一方以為可以在普選時間表問題上蒙混過關,而泛民主派也非鐵板一塊,可以分化。這個局面,與其說只是曾蔭權輕敵所致,倒不如問一下泛民主派,為甚麼沒有把原則大前提清楚楚讓對方知曉,並在方案初期全線企硬,讓群眾發出毫不含糊的反對聲音?

不相信群眾,對群眾在普選原則的執著抱犬儒態度,正是這場鬧劇的根本遠因。

及至124日,遊行萬人空巷。群眾的自發性、自律性,又一次把泛民主派自己也嚇倒。他們想不到,今年七一遊行的慘淡,媒體的全面歸邊,經濟危機減緩,曾蔭權還是據有甚高的民調數字底下,群眾還是會走出來,以腳表態。可是,沒有組織的群眾,只能發出相互矛盾的訊息。一邊是支持普選時間表,一邊是支持接受方案。一齣鬧場就不可避免。

犬儒積極主義

事實上,不單只泛民領導對群眾運動抱犬儒態度,群眾對泛民主派其實也抱犬儒態度。他們一方面既不相信他們這些偶發的行動可以動搖建制,另一方面也不相信或者寄望民主派政客可以有效地為他們爭取到些甚麼。零三年之後群眾的積極主義和犬儒主義並生並存,形成一種極之吊詭的犬儒積極主義(cynical activism)[即以犬儒的態度投入政治行動]積極的犬儒主義(activist cynicism)[即以有限零星的政治活躍行動來體現對整體政治處境的犬儒無奈狀態]。就如在普選大遊行的時候擠在維園的人群,可以靜候而不發怒,無甚焦灼之情,當主持人喊叫重重複複的口號,甚至因無話可說而歸於沉悶尶尬之時,群眾會自行讀報或與伴閒談,仿佛遊行策劃者要說些甚麼話,根本也不理會。但他們仍然是堅定、積極的,因為他們決心要出發、並走畢全程。

香港群眾的這種犬儒積極主義是可理解的,因為香港一方面尚享有各種令世界上不少人仍然羨慕的人權、自由,但另一方面,他們亦明白自己活在一個共產党政權底下,任何拋頭顱、洒熱血的誇誇其談,都只可以換來汕笑。然而,作為民主運動的領導者,是否就可以以為,這種已近惡性循環的政治犬儒主義,會把香港推上實現民主之路嗎?而更重要的是,這種飄浮不定的犬儒主義,會把香港推上那一種性質的民主呢?

事實上,普選大遊行之後,一些民主派學者非單不去分析探討普選運動,群眾運動往何處去的問題,反而去論證如何令民主派放下道德主義的包袱,尋求達成甚麼 “雙贏方案” “妥協” 之道,可說是香港犬儒主義政治生態的典型症候。迴避分析群眾,只好沙盤推演,為政客占卦算命。此等知識操作本身就是香港根深蒂固的犬儒主義文化生態的一部份。

“妥協” ,果真就是步行在港島街頭這成千上萬的群眾的要求嗎?然而,無論是主流還是獨立的媒體,對這些所謂學者之言都沒有反應,為甚麼?是因為對這些奇談怪論,群眾都習慣了淡然置之,視而不見?難道,犬儒主義的埋首沙堆,真的就是後現代社會消減或迴避意識形態操控的最有效辦法?!

忘掉政改

事實上,對政改問題早已死心的犬儒積極分子(cynical activist),在普選遊行之後就立即把政改忘掉。反倒是反世貿的示威,吸引了追求新政治行動和社會運動想像的活躍分子,甚至以往從未認真關心政治社會的人,他們一起投入,一起感動,一起戰鬥。

為甚麼一個本地關乎切身利益的普選課題,可以在數以十萬計的人上街之後,就交由那一小圈政客學者商量如何妥協,而人民大眾竟無後續反應,但一群天外飛來的國際示威者,卻在三數天之間成為城中偶像,把長年被麻痺了的政治表達細胞和神經都激活起來?

事實上,普選遊行過後,整個泛民主派都無力繼續回擊,他們怯於洶湧急升的自發群眾,心知不能妥協backdown,但也無力無心去領導。於是,在他們眼皮底下,任憑政府以納稅人公帑付帳,開展一個史無前例的洗腦宣傳和簽名運動。躲在整整一周舖天蓋地的反世貿新聞之下,建制陣營結果聲稱手掌78萬支持。

七十八萬群眾?

無論這78萬你會認為有多少 “水份”,這都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一個任何人都不能低估,忽視的數字。過去,泛民主派認為自己是群眾的領導,自己是群眾運動的組織者。但他們忘記了,他們的對手,不是工商界、不是民建聯、不是中央,而是滲透和組織這一切的共產党。而共產党的最拿手好戲,正是組織群眾。

事實上,從組織群眾的角度看,立法會泛民主派否決政改方案,簡直就如洪流中的一點小浪花,微不足道。而曾蔭權不能以籠絡和分化泛民主派,使議案安全通過,其實也無損他在共產党眼中的價值分毫。他在方案所謂頻危階段,電視直播,更不惜動員整個政府上下,走到街頭與民建聯等一起拉簽名,表明了他和本地土共的矛盾已經在共產党的協調下得以按下。方案否決後,他更大言中央任用他是長期政策,平息一切動搖他管治威信的可能說法。

眾所周知,回歸這麼多年以來,共產党聯繫各種建制勢力,對香港公民社會大力滲透。建華之亂及市民反抗並無減慢這個籠絡、滲透、整合的過程。當香港人在倒董一役是以反對各種施政錯失怪罪建制之時,群眾並沒有建立對體制的清醒的批判性。相反地,這些反董建華的情緒,更多地被歸結到渴求果斷、強勢、有力的領導和管治。群眾要求民主、要求普選,卻也夾雜著對強勢領袖的渴望。

曾蔭權不是董建華,因為他明白董建華的失敗,是香港政治貴族不肯面向群眾的失敗,簡單來說,董建華無力領導群眾、組織群眾。曾蔭權了解直接訴諸群眾,動員群眾,是建制陣營反制反對派的最根本之道,因為只有將民眾動員起來,把民主的旗號扛過去,一個欠缺認授性的政權才能解決它的統治危機。他的選擇並非他有過人的民主素養,而是他選擇了一條把威權和民意拼合的民粹主義道路。他逐漸顯現的民粹領袖作風,可以壓攝周邊潛在的權力競逐者,也配合共產党對香港公民社會日漸成功的滲透工作。投票前這個差不多是悄悄然地進行的簽名運動,就是這場群眾運動的初級演練。以這個數字來說,曾蔭權當然是一個勝利者。難怪他可以大言中央長期支持他,儼然他的 “試用期” 已過。

任何人只要細心留意立法會內的辯論,早已知道議會應有的擺事實、講道理的自由主義議會文化已經消失。建制派中的政棍人物,根本無心議政。他們無論在議事殿堂,還是由所盤據的組織、街頭,以及所控制的媒體,他們所做的都只是磨拳擦掌地把泛民主派,及支持他們的教會領袖,有系統地妖魔化為人民公敵。過去,他們未敢號稱自己為代表香港大多數。但今天,離開他們組織反民主派大遊行的日子,其實並不遠。問題只是何時需要。

另一種群眾:沉默的大多數

活在犬儒主義當中,心懷稀薄的民主信念,從維園出發的群眾,並不是香港唯一政治積極的群眾。更廣泛的犬儒主義生活形態、政治心態、精神狀態,正是另一批所謂 “沉默的大多數” 躁動的心情無處安放,容易被蒙騙、騎劫的背景。曾蔭權這場政改為甚麼搞得這樣虛情假意,事後也還是這樣意得志滿,神態自若,原因就是根本他從頭到尾都志不在此。作為一個耿耿忠心地服務於共產党的曾蔭權,除了他具備籠絡、分化和瓦解泛民的本錢之外,就是那股比董建華更敢膽充當爛頭卒,為自己建立強勢形象的莽氣。他從上任之初自稱為民主派,到政改投票,統一建制陣營和左派傳媒反稱泛民主派為“反對派”,就是一個向泛民搶奪語辭的長期鬥爭策略的一部份。否決政改方案之後,曾蔭權惡形惡相的說, “不要以為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但一些民主派的鄉愿政客卻還可以說 “其實我們仍把他當作朋友”。泛民政客的溫吞無知,莫此為甚。

在企硬與妥協之外

香港是一個典型的,哈維爾所說的那種,以消費主義結合共產党專制的所謂 “後極權主義” 社會。但我們不致於只餘力氣,交由幾個知識份子去憑良知簽署77憲章,僅作良知反抗。我們面對的,一方面是一個不能輕易推倒,一個別以為可以輕易與之對奕的共產政權,還有的是一班定性模糊,捉摸不定,既積極、又犬儒,既可向左走,也能向右轉的 (蛋散) 群眾。

如何面對群眾,如何組織群眾,將是民主運動能否走出 “企硬” “妥協” 的虛妄對立的關鍵。只有回應了這個問題,香港民主運動才不會重複又重複那些災難,或者鬧劇。

認命曾蔭權


<明報> 2006.3.25

特首選舉今天終要落幕。

然而,若果按照剛去世的法國思想家布希亞 (Baudrillard) 的角度,這場選舉,也許根本沒有發生。正確一點的說,它是一件非事件的事件 (non-event) 。它就如布希亞眼下的波斯灣戰爭,一場不曾打起來卻已到了戰後的戰爭,而我們的特首選舉,則是一場不曾選起來卻早已到了選後的選舉。

不過,為了這場選舉,我卻差不多掉了兩次眼淚。

第一次,是梁家傑首場臨尾轉述八十二歲老人爭取普選的囑咐,第二次,是曾蔭權次場在總結中的真情剖白,他說:做特首第一要對不可改變事情要沉著接納,第二對可改變的事情要勇於去做,第三是有智慧分辨甚麼是可能及不可能。

筆者為那滴快要掉下來的的眼淚,仔細思索,猛然記起,那是改自美國基督教神學家雷諾.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博士的寧謐禱詞 (The Serenity Prayer)

禱文說:祈求上帝,賜予我平靜的心,接受不可改變的事;給我勇氣,改變可以改變的事;並賜予我,分辨兩者的智慧。

筆者並無宗教信仰,但我記得,在六四之後,第一次聽到有人引述這段極有感染力的禱文,大為感動,安撫了受創的心靈。我只是沒有想過,這樣的悲情論說,會出自競選辯論中的曾蔭權之口。

媒體曾告訴我們,梁曾之戰,是「願景」和「務實」之戰;媒體也曾告訴我們,曾蔭權會打「中央關係」牌,而梁家傑會打「悲情」牌。但是,現在我們都發覺,這場「選戰」讓人記得的,卻是梁家傑是「輕佻」的好辯者,辯論勝曾蔭權一籌,但曾蔭權卻不單只「務實」,更是民望遠遠拋離對手,並能暗自呼召「悲情」,團結各階層港人的「真」王者。

人們愛說,泛民主派的本錢是呼召六四的悲情,呼召零四年人大釋法,否決普選的悲情。然而,人們往往忘了,在香港人深層意識底下,還有深達百年,不能主宰自己命運,作為殖民地蟻民的殖民悲情。事實上,除了六四屠殺,是港人感受最深的「不可改變的事」之外,還有甚麼比生活在一個殖民地,沒有辦法當家作主的事實,更為不可改變,但卻要「沉著接受」的呢?曾蔭權說他學會「沉著接受」,分辨「空想」和「可改變事物」的四十年,不也大部份就是打殖民地政府那份工的悠長歲月嗎?而所謂「智慧」,說實在,就是如何像他一樣,生活在一塊殖民地之上,能夠服侍老闆,食祿於多朝的「[政治] 智慧」。

活在殖民地,為殖民地打工,是曾蔭權的委曲經驗,也是大部分今日活在這土地的香港人的委曲經驗。但是,除了當年曾經挺身反殖,參與「反英抗暴」的愛國左派,大都把這種委曲悲情,收藏心底。回歸之後,愛國左派原該揚眉吐氣,可是卻又自忖為董建華、曾蔭權奔走「只有辱沒有榮」,不免悲從中來,深深領會甚麼是「不可改變的事」。

等而下之,一般香港人以為回歸之後,理應可以當家作主,卻在十年以來連牙帶血的吞下,和北京中央相處,與一百多年來和倫敦殖民地衙門相處,沒有太大分別的事實,這也是不折不扣的「不可改變的事」。試想,十年以來,繼續沿用以「宗主國」三個字指謂北京的達官貴人,政治評論,報刊文章,又豈只恆河沙數?

或者筆者見聞淺陋,但請告訴我,除卻面對天然災難,或者不可逃避的戰禍,又或者在外敵佔領的前夕,世界上又有那些地方的政治領導人物,會以心靈治療的口吻,以改編禱文當作競選演說,而內容是以身示範,叫人民沉著,「接受不可改變的事」呢?

我的眼淚又快要掉下來了,仿佛現在是三年零八個月的前夕。

如果說,願景等如空想,那麼,那個只會講「明天會更好」,猛派空洞承諾的董建華,實是一個遠早於梁家傑就亂派願景的空想家。而依此看來,曾蔭權的競選主調,並非甚麼「務實」,而是徹頭徹尾的「反願景」,用廣東話來說即是「認命」。

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說:「To be or not to be,這是問題的所在!」,曾蔭權肺腑之言給我們的深刻啟示則是:「認命或不認命,這是問題所在!」

有人說,梁家傑會講故事,但和梁家傑會述說老人小故事不同的,不是曾蔭權不說故事,而是他只說他一個人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絕不是董建華式的「九七前」/「九七後」的「憶舊苦,思今甜」造作故事,而是「四十年來」一以貫之,不分九七前後,都是面對種種「不可改變的事」的殖民地感人故事。

勾起那分委屈和鬱結,暗自呼喚起香港人悲情的殖民過去,他的個人故事,就會慢慢感染大家,變成香港人的集體故事。

曾蔭權乃天主教徒,他所挪用的卻是基督新教神學家的禱文,他有宗教信仰,卻不許諾天堂,還要罵「劉慧卿之流」,痴心夢想天堂才有的普選,因為他要港人面對的,是那個並不仁慈的「上帝」。

前幾年把董建華拉下台的七一危機,是香港普遍的中年男性權威危機的一個集中反映,它以反廿三浪潮中辱罵「掃把頭」的風潮,狂飆式的急劇爆發作為起點。如今為公民黨參選一事,民主派加深裂痕,報章大字標題:「泛民踩泛民」作結。作為「王者」的曾蔭權,又那能不見縫插針,搶先痛斥「劉慧卿之流」,儼然她是「泛民掃把頭」,暗自也為那些深陷中年男性權威危機的「務實民主派」出了一口氣。

以罵女人始,以罵女人終,「七一」時代,又原地踏步,回到了起點。

七一大示威,以躁動不安的民粹怨氣為主要動力。但坊間評論,卻張冠李戴為公民社會的勃興,港人民主意識的覺醒。然而,數年下來,七一民氣虛秏淨盡。盤點之下,乘七一而冒起的自主公民組織,只餘零星的象徵樣板,而其餘的七一效應,只殘存在個別中產專業界別的專業自尊,以及一點死不悔改的舊式自由主義存貨,以及四分五裂的一班絕不妥協分子。相爭不下,兩場「虛擬」的辯論,將民主重新編碼為辯論比賽,未開始就宣稱全香港人都贏了,一邊廂皆大歡喜,另一邊廂吵鬧收場。都是同一齣戲的上下集。

歷史學家史賓格勒 (Spengler) ,曾經區分兩種使文明衰落的政治形式,一種是在沒有任何既成基礎之上,一個新的領導人駕馭一個新的管治架構,這種是「拿破崙主義」。另一種是古舊的制度被廢棄,矛盾勢力爭持得難解難分,民粹強人就出來收拾局面,那是「凱撒主義」。顯然,董建華屬於拿破崙主義式的失敗,而曾蔭權兩年前臨危授命,乃是時勢造英雄,典型的凱撒主義現象。然而,未能真正獲取高民意認授之前的曾蔭權,還未能成為真正的凱撒,直至這場疑幻疑真的選舉。

布希亞的擬像學說,描述我們今日這個,一切皆為媒體過度暴露、複製成各式「擬仿之物」(simulacrum) 的世界。我們的特首選舉,也充滿了擬仿的辯論、擬仿的民意,擬仿的政治公關,擬仿的悲情,還有今天那一場名正言順為「模擬 [擬仿] 的全民投票」(!)。港人熱衷擬仿遊戲的程度,實是世界奇觀。

然而,正如布希亞所指,這並非說一切都只是海市蜃樓,反而是說,這一切都是「過度真實」 (hyperreal),也即是比真實還要真實,也會引導出真正的眼淚。亦正因為它「過度真實」,所以它未發生就已完結,一切都是似曾相遇,似曾相識 (Déjà Vu)。所以,所有人都可以提前宣佈:所有人都贏了!梁家傑的參選,早證明了曾蔭權乃是真命王者,社民連上台搶咪,亦同義反複地證明了公民黨、以致全港市民,應和空想派劃清界線--這一切,都是同一個劇本中,雖然段落不同,但早就已經寫好的情節和對白。

九七之前民主運動所擬仿的是「民主拒共」,九七後,七一遊行所擬仿追求的,是領導者的「有能管治」。「有能管治」核心在於權威,但權威可以依仗民主程序的認受性,也可以依仗權術和強勢的運用。前者促進民主,後者擁戴威權。也就是說,七一釋放之民怨,若不能及時導向左,它就會漸次向右轉化。而這亦是曾蔭權今日能夠催枯拉朽的大氣候。

不過,無論悲情還是願景,無論故事還是笑話,無論劉淑儀還是劉慧卿,無論天堂還是上帝,無論基督教還是天主教,無論是為梁家傑還是為曾蔭權而快要掉下的那一滴眼淚……都在急速的相互擬仿的過程中快速移位,張冠李戴,也在快速消失,吸進權力黑洞的魅惑旋渦…….因為香港下一屆特區領導人,早己事先張揚了那個不是國家機密的國家機密(non-state-secret):他會帶領我們沉著地接受,一切「不可改變的事物」,或者索性就是,「不可改變的一切」。

他的登山寶訓,其實就是我們這群殖民地香港人的常識,所以也是似曾相識(Déjà Vu):能審時度勢,見風駛舵的「智慧」!阿門!

星期四, 3月 22, 2007

香港的凱撒?



原貼於獨立媒體,11/3/2005

董建華終於下台了。

董建華的終結,也為香港人兩年以來 “七一” 經驗劃上一個句號。
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也是香港一個「新」的開始。然而,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新」?

我們漸會發覺,在我們的想像世界當中,那一個形象老化,想像貧乏,已督定下台的老人,快將消失。我們不能再輕而易舉地,把所有的帳,都算到這個老人頭上。我們要動腦筋,找尋新的辭彙,建立新的分析角度,對香港,對未來,作新的盤算,新的計劃,以便作新的出發。

「後董」時代,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年代?

曾蔭權究竟憑甚麼,可以突然克服重重政治障礙,奪取香港特首的桂冠,他可能成為未來兩年、五年、七年、甚或更久的政府首長。我們怎樣看待曾蔭權,以及曾蔭權冒出來的這個現象?

我沒有一套成熟的分析架構,我試圖去理解,於是,我想起了葛蘭西(Gramsci),找出了他收在<獄中手記>的那篇「凱撒主義」。我嘗試把曾蔭權閱讀為香港在後董建華時代冒起頭來的凱撒。葛蘭西在「凱撒主義」這篇文裡面,是這樣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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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凱撒、拿破崙一世、拿破崙三世,克倫威爾等人,應該編一部時勢造 “英雄” 的歷史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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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曾蔭權正是一個時勢造 “英雄” 的人物。雖然曾蔭權是不是一個真「英雄」還不知道,但張文光就早已警告,曾蔭權對付民主派可能更「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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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凱撒主義反映了一種彼此鬥爭的力量處於勢均力敵的危急狀態的局面,換句話說,繼續鬥爭下去只能形成使雙方同歸於盡的難分難解的局面。進步力量甲與反對力量乙進行鬥爭時,不僅出現不是甲戰勝乙便是乙戰勝甲的局面,而且會產生另一種形勢,即甲、乙都不能取勝,正當雙方精疲力盡之際,突然闖進來第三種力量丙,征服了甲乙雙方的殘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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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對了,各種力量勢均力敵、僵持不下,可以用來形容土共親中的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對峙,也可以用來描繪建制集團中各種分歧力量如何互相勾心鬥角。各方都未能得勝,又或者說,某方得勝都會打破了平衡之局,無論是泛民和親中的對決,還是各個原來想逐鹿特首的勢力集團,也正是難分難解,曾蔭權反而突然跑出……對,他就是唯一能在香港政治危機中真正漁利的凱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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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撒主義經常是各種力量相持不下而有崩潰之勢的歷史:政治局勢的特殊解決法,即聽命於一位偉大人物的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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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香港局勢,似乎也就正是等待著「聽命於一位偉大人物的「仲裁」。香港的民意,愈來愈寧可中央派人管治。所以,雖然曾蔭權上台,中央干預甚至背後操控的跡象是如此明顯,真正覺得不能接受,要起而抗議的竟是那樣的少。香港人縱沒有喊出「我們要一位凱撒」的口號,但也在默默的等待著一些偉大人物或力量出來 「仲裁」。這幾年來,香港人除了有少數幾個時刻,有想過用自己的力量創造自己的歷史之外,其餘的時間,我們都在蘊釀著凱撒主義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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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不是在所有的場合下凱撒主義的歷史意義都相同。凱撒主義有兩種形式:進步和反動的;每一種形式的確切意義歸根柢只能依靠具體的史實,而不能根據甚麼社會學的公式來說明。如果凱撒主義的干預有助於進步力量取得勝利 (即使這勝利裡面包含某種妥協和限制條件),那麼它就是進步的。如果它的干預有助於反動力量取得勝利,那麼它就是反動的。……凱撒和拿破崙一世是進步的凱撒主義的實例,而拿破崙三世和俾斯麥則是反動的凱撒主義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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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問題的困難在於,怎樣判別目前的凱撒主義,這個大部分人縱非擁戴,也會默許的凱撒主義現象,究竟是屬於進步還是反動?葛蘭西告訴我們,這不是一個社會學的公式可以解答的問題。相反,我們要依據具體的對現況的分析,判斷甚麼是香港目前的「進步力量」?那種是香港的「反動力量」?但是,這不是很難辦的一件事嗎?至少在過去一段長的時間,我們連進步、反動的含義都未搞清楚,而最近兩年多以來,或者只能有一個微弱的共識,就是董建華所代表的,是一種反動力量。中央透過曾蔭權,落實一種凱撒式的強者干預、仲裁,就是清除了反動力量嗎?誰知道曾蔭權,最終會是拿破崙一世,還是拿破崙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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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要判明,在 “革命或是復辟” 的辯證過程中,究竟那種因素起主導作用,是革命呢還是復辟?歷史運動決不能開倒車,也決不存在絕對的復辟,這是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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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葛蘭西先生,這不是更頭痛嗎?董建華落,曾蔭權上,是一次革命?還是一次復辟?你相信前者,你會高高興興,因為你覺得是兩次七一的「人民力量」,「革命性」地,把董建華最終趕下台。然而,也有更多人擔心,曾蔭權上位,是高官集團的大翻身,甚至是殖民體制的復辟。然而,葛蘭西先生又要告訴我們,復辟是沒有絕對的,革命和復辟之間,存在著「辯證」的關係。香港人有不少真的會覺得,他們寧可回復殖民地的那種文官管治,也更勝土共政客那種宮廷小人政治。那是「革命」還是「復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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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凱撒主義只是一種論戰---意識形態上的提法,並非解釋歷史的準則。即使沒有凱撒,沒有偉大的 “英雄” 和代表人物,照樣可以有凱撒主義的解決。議會制度也就是搞這種妥協解決的機構。……..任何一屆聯合政府都是凱撒主義的最初階段,它可以發展也可以不發展到比較突出的階段 (當然,在一般人看來,聯合政府反倒是反對凱撒主義的 “最堅固堡壘”)。在現代的世界,凱撒主義機構,由於存在著工會和政党的廣泛聯合,其情況同拿破崙三世以前相比是大不一樣了….那時軍事是凱撒主義得以產生的決定因素。….之後,由於議會制度以及工會聯合會和政黨制度的發展,由於國家的和 “非官方的” 官僚階層廣泛形成 (以政治上說的 “非官方” ,即政黨和工會的官僚階層),同時也由於治安方面所發生的改變,也就是說,它成了廣義的治安組織,不僅指鎮壓犯罪行為的機構,而且指由國家和私人所組織的、一切旨在保衛統治階的政治和經濟統治的力量的總和…..所以,應該把全部 “政黨” 和各類團體,…..看作是帶有調查和預防性質的政治治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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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說得真好。「即使沒有凱撒,沒有偉大的 “英雄” 和代表人物,照樣可以有凱撒主義的解決」。所以,關鍵不在乎有沒有曾蔭權,有沒有後董建華時代的強勢領袖,我們的體制,也足以施行凱撒式的管治,因為無論如何,這些經濟性或政治性的官僚架構、官式的或非官式的國家機器,其實都起著policing的作用,施行凱撒主義,體現凱撒式管治的精神…….好一個「沒有凱撒的凱撒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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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力量甲與力量乙在鬥爭中兩敗俱傷、從而造成凱撒主義得以產生的有機平衡的一般公式,完全是一種一般假設,社會學的公式。有可能使這種假設變得更具體,更接近具體的歷史現實,辦法是對某些最重要的因素作進一步的說明。例如,關於力量甲與乙,過去只是籠統地說那個進步那個反動,不妨具體說明是那種類型的進步和反動,這樣就可以更加接近歷史現實。比如談到凱撒和拿破崙一世時,可以這樣分析,力量甲與乙雖然彼此有別而且互相對抗,但還沒有到 ‘絕對’ 不可能 (通過暗中進行的過程) 互相結合和同化的程度。……這是使認識比較接近歷史現實的一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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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西先生,你真是有先見之明,香港人最欠缺的,可能正就是你所說的那種不會只是「籠統地」區分進步和反動的辨識能力。我們正好是很喜歡籠籠統統地談:談董建華怎樣樣衰、老土、古板、無葯可救……我們也很多時很一般、大概地談「中產」、「基層」…..我們更特別喜歡大大概概地講「管治能力」、「危機意識」、「公關災難」…..仿佛這就是我們用來想政治問題的可用辭彙。我們從來沒有認真辯論過甚麼「全球化」、也避而不談「後殖民」,我們只有極其淺薄的「生態危機」觀念,我們會毫不羞恥地鼓吹「種族主義優生論」的人口政策…..我們喜好七咀八舌地抒發政治不滿,糾纏在邏輯修辭,卻拙於相互理解、交流意見。我們愛論甚麼抹黑、描白,卻不善於作總結,做歸納,不去做知識和鬥爭經驗的積累,也沒有政策論辯的傳統、素養、訓練,當然難以像葛蘭西所要求,「具體說明是那種類型的進步和反動」。「挺董」與「倒董」好像就是光明與黑暗的對決、「中產」與「非中產」,就好像標誌了反動與進步的兩陣。然而,在大崩潰、大對決無由出現的現實下,我們卻差不多無法說明,也沒有共通的說話討論架構,去區分政治的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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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因素是:崩潰形勢之造成是出於傳統統治力量一時的政治上軟弱,而不是無法克服的先天不足的必然結果。這可以通過拿破崙三世的例子得到證實。 …….凱撒和拿破崙一世的凱撒主義,是所謂既有數量又有質量的,即它代表了一個從一種國家型式向另一種國家型式的過渡,在這種過渡中湧現出無數的革新和創舉,總起來就是一場徹底的革命。拿破崙三世的凱撒主義只有數量,而且十分有限,其中沒有國家型式的轉變,只有同一類型國家按老套子 “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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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香港會不會更像這一樣拿破崙三世的狀態?那是「傳統統治力量一時的政治上軟弱」,那個舊體制很快會修復。乘著新上台由曾氏領導,中共中央撐腰的凱撒主義,實行「只有數量,沒有質量」的改革,按香港政治的老套子「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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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世界,凱撒主義現象五花八門,既有別於凱撒、拿破崙一世的進步型,又不同於拿破崙三世型,盡管在性質上同後者相近。在當今之世,在最終能夠統一的力量之間 (那怕要經歷艱苦的流血過程) ,不會出現有可能導致崩潰的僵持局面。這種局面只能出現在歷史地不調和的對立力量之間,而且任何凱撒主義現象的出現只能加劇這種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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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又回來了,我們沒有一個簡便的二分模型。我們要的是仔細的分析和總結的能力。葛蘭西說,真正的大對決、大崩潰,恐怕是不會來到的,但僵持、對峙還是會有,凱撒主義與其說是一種解決的公式,不如說是一種只會加劇對立,但又不會導致崩潰的因素。在這種「人民力量勝利」的激動人心的場面不會到來的情況下,真的問題反而是,我們如何面對凱撒主義,那種可能只會加劇矛盾、對立的「反動的凱撒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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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凱撒主義在當今之世還是有一定的活動餘地的,其活動範圍之大小取決於這個國家本身,以及它在世界上的相對地位。任何一種社會形態 ‘總是’ 有繼續發展和改善組織的潛在可能,希望也可寄托在與既定社會形態相對立的進步力量,它們由於本身的特點和生活方式,處於相對軟弱的地位。社會的統治者必然要設法使這些進步力量的相對軟弱地位保持不變。因此之故,我們可以說現代的凱撒主義,與其說是一種軍事制度,不與說是一種警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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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前後,香港人都很英雄地幻想,如何和解放軍的軍事鎮壓來一場大對決,挑戰李鵬那種凱撒主義。然而,鎮壓各種進步力量的凱撒主義體制,其實早已以深入社會生活各環節的警察制度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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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認為凱撒主義 (無論進步的、反動的、還是過渡插曲性質的) 中的一切新的歷史現象完全是由 “最主要的” 力量所決定的,那就會犯方法論上的錯誤,這是社會學的機械論觀點。除了最主要的力量,還必須看到代表最主要階級的各種集團同受它們領導或受它們影響的輔助力量之間的關係的具體表現。…..從這一觀點看,法國的所謂德雷福斯案件 (Dreyfus)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件。 …..營救德雷福斯運動的突出特點在於,統治集團本身有一部份人參加了這一運動,他們挫敗了統治集團中最反動的部份想建立凱撒主義的圖謀,同時他們在鬥爭中並沒有依靠農民和鄉村,而是依靠了城市中在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領導下的從屬階層。同德雷福斯案件相類似的現代歷史政治運動還時有出現,它們當然不是革命,但也不完全是反動的-------至今它們在統治集團陣營內部摧毁了那些令人感到窒息的、已經僵化了的國家機構,使一批人數較多的新人物進入國家生活,投身社會運動。這些運動也可以有相對的 ‘進步’ 內容,因為它們證明在舊社會裡潛藏著舊的統治者不知如何加以利用的富於戰鬥性的力量,那怕是 ‘外圍的’ 力量。這種力量不可能是絕對進步的,因為他們不是一種 ‘開創新紀元’ 的力量。它們之所以在歷史上起作用,並不是由於本身內部的力量,而是由於它們的對手在組織上的無能。這樣看來,這些運動同對抗力量之間相持不下的特定局勢有關---即其中那一種力量也不能在各自的陣營裡獨立代表一種重新振興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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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西終於把問題的最關鍵之處說出來了:不在於問誰是凱撒主義背後最終極的控制力量,是中共?是董建華政府?是資產階級?是跨國資本?任何這些回答可能都只是葛蘭西所說的社會學機械論。關鍵反是在各種力量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動員是如何進行。葛蘭西所舉的營救德雷福斯運動,看起來沒有驚天動地的革命性,也不是光明與黑暗的大對決,參加的也不全是所謂被壓迫階層,更多的反是統治集團中的「開明」力量。然而,葛蘭西作為一個長期在獄中的工人階級政黨領導人,卻高度評價這個運動,正因為它有效地「挫敗了統治集團中最反動的部份想建立凱撒主義的圖謀」。他有這個眼界,去肯定這些運動的「相對進步內容」,但也有敏銳的分析力,指出他們如何還未是一種「開創新紀元」的力量,因為它們各自還未能形成一種「重新振興的意志」

香港各界投入了以七一為標誌的董建華晚期的抗爭運動,聲勢浩大,然而,它們能夠成為「開創新紀元」的力量嗎?它們各自都在運動之經歷中,形成了「重新振興的意志」嗎?…….還是,情況反而是,各個界別和團體,除了極為個別的例外,都只是因循、反應慢、沒有危機意識、老化、不善接受批評、偏聽、偏執、剛愎自用、小圈子…..一切一切我們都可以在老人董建華身上找到的原素。

當「董建華」這個香港人的alter-ego消失了,香港人是這樣的不知所措,無言以對,對於新的凱撒,早已在實施之中的凱撒主義,是那樣的束手無策,是那樣的失落,難道我們還不明白,要下台的不只是台上的董建華,而是在我們身上,在我們之間,在社運團體、政黨、公民組織中間的「董建華」嗎

我們不要那個人來充當凱撒,也不在靜候一種「進步的凱撒主義」到來,我們的出路,卻恰好在於要一種凱撒式的「重新振興的意志」在公民社會中覺醒過來。只有在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孕育出來的這種「重新振興的意志」,使香港真正走出殖民/後殖民困局的「開創新紀元」的力量,才有可能真正成長。

娜拉出走了, 我們的Anson呢?



明報,2006.7.2

成文於七一前夕,無由估計今年七一的結果。但不用估計也知道,今年七一的焦點會落在陳方安生( Anson )身上。

對於陳太在今年七一前採取高調姿態,坊間反應不一。政治及社運圈子的談論,不出「搶鏡」論述的範圍:好的「搶鏡論」認為陳太搶鏡是好事,期待被陳太吸引而來的傳媒鎂光燈,可以為低沉的民主運動,帶來新的剌激。所謂「香港良心」、「泛民共主」的溢美之詞,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都營造出一種富有浪漫色調的政治想像。

壞的「搶鏡論」者則擔憂陳太搶鏡,只會重演民主運動被主流政客騎劫,民陣只為Anson抬轎的無奈局面:民主運動無法讓人權民主的多元訴求發聲,基層議題會被進一步邊緣化,大眾再次迷失於主流中產的政治遊戲,甚至使民主運動、七一精神等,再度化作精英階層政治交易的籌碼。

仔細考慮陳太出場的作用

民主運動能否以主流傳媒的鎂光燈帶動,香港人往往為此喋喋不休。主流民主派從來都知道,曝光就是政治,話題就是一切,民主運動要面向大眾,而大眾所需要的,是傳媒所提供及塑造的想像空間;非主流民主派的社運團體,則認為傳媒的曝光率只是有利於主流力量,民主運動要讓小眾發聲,民主的要義在於參與的經驗與人民的自強。

不過,事實上,當今民主運動那種進一步、退兩步的大環境底下,「小的就是美麗」的原則,可能是有點頭巾氣了。畢竟當前民主運動的大問題,絕非是誰搭了誰的便車,而是僵化衰老、內耗日甚、想像貧乏,熱情消減。

然而,陳太的出場,究竟可以長遠為低迷的普選運動,帶來多大的想像空間,那就不管是「小眾」還是「大眾」,都應仔細考慮的問題,以免一廂情願。

應顯示領導能力

具體來說,如果陳方安生來去匆匆,兩番步上普選遊行路,都只是以普通市民身分,那麼肯定的是,下一次她再來,就只會變成「路人甲乙丙」一類。所以,期待陳太上演一齣不只是路人甲乙丙的好戲,實是非常合理。然而,陳太究竟多大程度上能夠滿足萬千臨時粉絲的捧場,而不致變得自欺欺人,盲目投射,老實說,筆者找不到很多理由樂觀。

因為,如果陳方安生果有使低迷的民主運動起死回生的魅力,她首先能做的,其實並不是去為七一遊行打氣,翻炒一些人人都會講的過氣批評說話;更不是惜身怕輸,半年走兩步,猶抱琵琶,半吞半吐,而是去顯示一種領導能力,讓人知道自己可以以在野之身,仍然緊貼港情,運籌帷幄,營造民情想像、左右大局。平心而論,環顧香港,有本錢在普通人當中啟發此種想像空間的,能有幾人?

「 領導權威」 危機

事實上,零三零四年七一大遊行,是回歸後香港社會和政治危機的總爆發。筆者一向的觀點是,那一場危機不是董建華的危機,也不是金融風暴、沙士危機的引伸,相反地,那場危機總的癥結和源頭是「領導權威的危機」———這場危機遍及社會機制各個部分,表徵是權威瓦解,失去方向,沒有遠景想像,它所激發的是一場互相推卸責任,四處找尋代罪羔羊的民粹式民怨爆發運動。

這場人民失去領導方向,失去遠景想像的危機,主要在建制陣營集中爆發,然而,同一樣的「領導權威」危機,也一樣在民間社會,在政治反對陣營中發生。

首次七一遊行過去了四年,董落曾上。中央政府強勢介入,填補了權威真空,修復建制內部各種裂縫,並漸次打造新的強勢領導綱領,無孔不入地鞏固公民社會中的親建制共識。雙普選否決後危機漸漸過去,足證這場民粹民怨爆發,追求的未必主要是民主價值,相反地可能更多是要求有更強力的權威,甚至是訴諸專權的管治效率。

但反觀民主派及反對陣營,其自身的領導權威危機卻未見解決,如非日益嚴重的話。如此看來,陳太因素可供想像的空間又在哪裏?

做一個真正的「 大姐大」

竊以為,第一樣她要做的,就是拿出一點決心來,寫一本回憶錄也好,加入一個政黨也好,搞一個智囊研究機構也好,讓人快快忘掉陳方安生曾是一個侍奉兩個朝代的公務員,讓人抹去「深宮怨婦」,「小家女人」的負面聯想。再進一步,如果她真的認為,香港民主普選的確是香港人要爭取的目標,並且只有靠港人自己,而不是建制的恩賜,她就應爽爽快快地,對於民主運動如何推進、如何操作、有什麼遠景等大方向、大是非的問題,給出一套想法和分析,進而建立一個班子,劃定自己的同志,做一個真正的「大姐大」。

董落曾上的過渡契機,曾經是陳方安生大展拳腳的時機,因為人們還有點憧憬,思疑後九七的政治危機,會不會使建制內的分裂擴大。人們捕風捉影談論什麼「手袋黨」,就是投射出一種關於香港精英階層分裂的聯想,打開決口,使政壇有一個重新組合的機會。可惜,一年以來,陳方安生還以為自己是政務司司長,是公務員,可以在只做好一個政策執行者之餘,還做一個敢進諫直言的好官,就可以贏來稱譽。

政治家不只要有良心

事實上,「香港良心」這個頭銜,把陳太捧得太早,也太早宣告了陳太行人止步。因為「良心」是為一個人一生作總結才會用的名詞,政治家更不單只要有良心。但如果陳太選擇要使「良心效應」持續發酵,寧當一個精神領袖,那麼先決條件就起碼是著書立說。練乙錚將來都會有人記起,因為他也曾立言,講述「謀府生涯」,見證政壇與體制弊陋。可是,陳太至今還是惜墨如金。

見一步,行一步,當然是合理合情,然而,政治所需的不單只是合理合情,而是比起合理合情還要多一點的超拔奮進,非凡之氣。所以,對於那些一片良好意願地,以為陳太是一道靈符,可以為民主運動冲冲喜的,我以為應先幫助陳太鍛煉一下自己的精神素質:多一點氣度,少一點委婉。(香港人要撫順委屈之情,大可以去看《大長今》!)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作為一個與陳太並行於七一民主路的路人甲,我對她沒有先入為主之見。不過,如果她還是踟躕於下一步該如何走的話,我想介紹她,先讀讀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了解一下劇中人娜拉,如何從封建父權的家庭體制覺醒過來,發現自己一生原來都只不過是家中玩偶,於是毅然出走。可她知道,她一踏出這個家門,就沒有「見一步、行一步」這回事。她結果可能是餓死,也可能是當妓女,卻沒有回頭的希望。

政治就是這般殘酷,香港的民主前途,也在乎有沒有人帶個頭,去直面此等殘酷。

那門「呯」的一聲,娜拉出走了。我們的Anson呢?

星期四, 3月 15, 2007

天星:香港意識的搖籃


今年是二零零六年,也是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四十周年。當年一名香港青年蘇守忠,孤身在中環天星碼頭發起絕食抗議,聲援洋人市政局議員葉錫恩發起的反加價簽名運動。

一九六六年,另一名青年人曾鈺成,正就讀香港大學一年級。

一九六六年,再有一位剛從港大畢業的青年人孫明揚,正式加入殖民政府。

一九六六年,又有另一位沒有考上大學的青年人曾蔭權,向殖民政府遞上求職表格,翌年終於受聘加入殖民政府服務。

一九六六年,是香港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也是上述幾位青年人的人生交叉點。

蘇守忠以一名華人青年的血肉之軀,和平地抗議殖民政府施政,不料一石激起千重浪,引發九龍地區自發的人群示威。警察強行彈壓,引起廣泛騷亂,一死數十傷,先後上千人被捕。原本出身於英中名校聖保羅的曾鈺成,目睹殖民政府殘酷鎮壓青年,萌生反對殖民統治之意。畢業後投身左派愛國隊伍,以愛國反殖為職志。

另外兩位青年人,則對殖民統治的醜惡一面視若無睹,對本地其他青年萌發的反殖意識不為所動,一心實現當時殖民地下打皇家工的的最高夢想,選擇為英女皇服務。

上述幾位青年人,原來成長於戰後香港國共對抗、冷戰對立的思想政治氛圍下。他們所認識的政治,差不多完全套上了不是共匪,就是蔣幫的二元對抗的有色眼鏡。當時的香港青年們,或為沉重的家國情懷而變得傷感,或因過重的無力感而頹唐放縱,各走極端。意識形態的桎梏,扼殺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獨立思考能力,他們也不相信能夠改變殖民政權勾結高等華人商賈的不良施政。順民心態泛濫,華人除等待洋人議員葉錫恩的良心請命外,絲毫沒有市民應該當家作主的意識。

天星碼頭上演的蘇守忠抗議事件,非因意識形態教條,非因家仇國恨,而是平白踏實地本於民生疾苦,社會公義。他單身以獨立人仕身份,直接挑戰殖民政治施政的不合理。史家已認定,天星加價事件,是整個六、七十年代本土社會運動的第一聲,也是香港戰後土生土長一代人的本土意識、本土社會關懷的萌發點。因此,也可以說,天星碼頭正是香港意識的搖籃。

沒有四十年前的天星事件,我們難以想像往後整整十多年,風起雲湧的六七暴動、中文運動、保釣運動、反貪運動。沒有這些運動,香港的廉政改革,社會改革也不會加速進行,逼令一個夕陽殖民政府,在餘下的歲月,建成今日這個相比起來較為公正、合理和健全的香港。

事實上,天星加價事件如果是一個香港的集體記憶的話,它絕對是屬於孫明揚、曾蔭權、曾鈺成這一代人的,而遠遠不是這幾天以來風餐露宿在推土機前的今日年青人的。

然而,這一輩人原來擁有的這份集體記憶,卻沒有令今日掌握了後殖民地時代政經體制權力的要人,在這個重要日子,對四十年前香港反殖民意識萌生的歷史事蹟有所反思,對當日做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的事件,沒有任何悼念。相反地,這個見證了香港意識和本土身份萌芽的天星鐘樓,在不絕的反對聲中,不消半日就化為塵土,時人對此大惑不解。

正如George Orwell 的名言: “誰掌握了過去,便控制未來;但誰掌握了現在,便控制過去。” 但是,記憶與遺忘是並存並生的,控制過去,不單關乎如何記憶過去,也關乎如何遺忘過去。所以,剛建成十年的金紫荊廣場可以花上近億元重修,但真正吹起本土青年第一聲反殖民主義號角的中環天星碼頭,卻急於被送進垃圾堆,那又豈是一項拆卸工程那麼簡單?

事實上,與其說對天星鐘樓所作的是一項拆卸工程,不如說是一項 “洗底工程” 的重要一環。一如電影<無間道>當中的劉健明,決心要消滅任何關於自己曾另有効忠對象的人證、物證,不希望有人記起他的過去。香港這一輩在一九六六年走上他們的人生交叉點上的青年人,今天都忙不迭去使這個令他們尶尬的年頭被淡忘、遮抹。要被洗掉的記憶,不單是孫明揚、曾蔭權在當年高漲的反港英殖民政府浪潮,警察鎮暴的催淚彈硝烟中,加入殖民政府為英女皇効忠的尶尬史實,也包括六六本土青年反殖騷動,間接剌激六七左派暴動,把曾鈺成等愛國左派青年,帶入迂迴曲折的歷史深淵的史實。

前殖民地的華人高官,無人有勇氣反思在殖民壓迫中為女皇効命的過去;愛國左派也無人樂於檢討自省,六七十年代自己的迷亂錯失。當時他們雖然分別站在兩個針鋒相對的立場,但同樣的是,他們今天都無意坦盪盪地,翻起那段早已塵封的記憶,也無意帶領香港下一代,去真正反省和總結歷史。他們寧可以空洞的放眼將來的口號,不斷向香港下一代散播歷史健忘症的病毒。試問有這種受 “洗底情結” 困擾的特區領導人和當權派,又何會鍾情於保護天星文物?

然而,六十年代並不是這批 “殖民” 及 “反殖民” 的精英和權貴所壟斷的,六十年代也是廣大的其他香港青年人,在反覆跌盪中探求獨立思考途徑的年代。蘇守忠在天星事件所示範的抗議精神,正是香港新一代非左非右的獨立思考、批判精神和本土意識的典範。它在冷戰時代令人窒息的意識形態桎梏中,尋求自身的解放,以本土民生實務為本,擺脫來自左右的政治操弄,宣示殖民地下被剝奪了的公民權利和責任,為香港文化主體性奠下基石。

六六天星事件,啟發了往後既非投身盲目愛國左派,也非與殖民政權同流合污的另類青年政治選擇。然而,這種在天星抗爭中展現的非左非右,立根本土的反殖民、求自主的公民意識,卻是往後的愛國主義左派諱言迴避,也是當前手掌權力的 “前殖民/前反殖” 權貴們,推行了上十年的 “洗底工程” 欲除之而後快的。

所以,在行政、技術和經濟能力,完全有時間、空間去作臨崖勒馬的決定而不作,或許是發展主義、土地價值等大脈絡底下必然的產物,然而,更深層的原因,恐怕是某部分晚殖民青年一代,恥於面對自我的精神虛弱癥候吧了。

星期日, 10月 24, 2004

七一遊行所為何事?




七一將近,社會議題出現兩個討論熱點,其一是數百專業人士和社會領袖,聯署一份核心價值宣言,敲響香港社會體質和精神價值沉淪的警號。其二是民陣為「還政 於民」的口號是否棄用,出現了一些混亂和爭議,事緣民陣組織者認為,比起爭取 07/08普選這具體主題,「還政於民」只是眾多口號之一。兩件事都引起爭論和批評,前者被指過分務虛,後者被指過分偏狹。務虛不足以集中焦點,明確爭取 目標;偏狹未能提升視野,指引運動方向。

人大釋法否決了雙普選,破壞了香港民主運動的短期具體目標。當前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的關鍵,就在於 如何在抽象理念和具體訴求之間,協調出一個綱領和方向,帶 引運動持續發展。綱領不能過虛,不能過窄,問題是要點出運動的抗爭對象和對立面。除了要宣示原則價值,揭露社會危機所在之外,還要以高瞻遠矚的視野,寬廣 的歷史胸懷,消除短暫的挫敗感,並透過想像力,展示未來的新希望。所以,我們需要總結,也需要前瞻。

推倒三堵牆

事 實上,雖然 07/08落實雙普選的目標渺茫,但回顧過去一年多以來,香港人在種種風雨當中,政治意識卻已大大成熟,亦更加明白香港社會的深遠危機和問題所在。所以, 今年七月一日,與其說是一個為爭取短期目標而集體行動起來的日子,不如說是為了香港人爭取自由民主的歷程,作一個階段總結,鞏固隊伍,以便重新出發。所 以,今年七一大遊行,既是慶祝去年一役勝利的遊行,也是重新肯定香港人追求自由公義民主決心的遊行,它紀念去年香港人所展現的團結精神,慶祝自己以自身的 力量,擊退了一條危害自由的惡法的事?。因為這是香港在脫離殖民地之後,首次充分地實現了香港人那種作為城市公民的主體性。

只是,任何人都明白,前路並不平坦,香港人今天更需要的是前瞻未來的勇氣。所以,除了要繼續爭取盡快落實雙普選之外,更要在未來,以團結和堅定的決心,推倒阻隔在香港人面前的三堵圍牆:

一、 封建主義家長制參與七一遊行的香港人要明白宣告,他們是如何對於蠻不講理的封建家長制和奴婢文化深惡痛絕,對於那種種貶損香港人作為本地城市公民,以 及中國國民地位和權利的言行、政策,大聲說不。香港人要聲討那些以君臣父子、封建孝道、朝廷權術等腐敗思想所構築起來的香港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香港從來 都是中國現代化的先鋒,香港人不會容許香港倒退到君上昏庸、宦官弄權、貴族專政的封建年代。

二、殖民主義迷思雖然香港主權已回歸,但殖民 主義的情意結,卻陰魂不散。一些香港人,仍以殖民地順民自貶,而另一些掌權人,卻處處以殖民地主人的眼光審視 其他香港人,甚至羨慕昔日殖民主義統治的威勢,師承殖民地統治的統治方式。七一遊行中覺醒的香港人,明白到過去的殖民地體制,是一個培植和維護奴才的體 制,仿傚這種統治而設計的體制,也只會是一個延續奴性、打壓主體意識的體制。參加七一遊行的香港人,以公民參與的方式,宣示了他們無所戀於殖民主義,相反 地,他們決意以充滿自主、自尊、自豪的方式,親手建設這擺脫了殖民地宿命的現代化城市。將來,他們也會坦率地拒絕,任何以影響穩定為藉口,實質上卻復活或 變相延續香港殖民統治方式的企圖。他們也反對,任何人再以類似殖民 地/宗主國的關係為藍本,或以殖民者的眼光,看待和處理香港和中國的關係。香港人將會秉承多年來反殖民、求自主的精神,完成香港還未完成的「非殖民地化計 劃」,按「以民為主」的原則來建立國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地方與中央的關係。

三、特權關係網絡香港人將會持續地保衛和發展那些建設一 個現代城市不可或缺的核心價值,反對特權橫行、任人唯親、官商勾結,以政治靠攏來換取經濟特權和利 益的習性和傾向。七一遊行的香港人會以行動宣示,他們酷愛自由,講究公平競爭,亦不乞求恩賜和收買。他們會以團結的市民力量,扺制任何對公義自由體制的踐 踏和破壞。

七一遊行是一個香港人對自身歷史的回顧和總結:從當殖民地奴才、逃難過客,到家國民族身分的啟蒙、市民意識的覺醒,再到爭取以民主方式,落實自己當家作主 的權利,其實由來已久。七一只是承繼了數十年來,香港民間自發的反殖運動所未竟的事業。

走出新香港

香 港人絕非在九七之後才要求民主,因為民主訴求早萌發自自身悠長的殖民地屈辱經驗。香港人要為自身尋求的,是一種自信、自強、自主的現代城市公民身分,因 為香港人不甘繼續淪為奴才和沒有自尊的經濟動物———這一代人不要,下一代人更加不要。站起來的香港人亦絕不相信,這自由和尊嚴,是當一個中國主權下的香 港人所需要放棄的。

這種走出殖民地困境的冀盼,是三、四十年以來,具香港特色的民主運動,幾經波折卻又能歷久不衰的精神動力。香港人這種 對城市公民主體性的探求,是發自本 土,但同時也根自中國。反封建、反殖民、反特權,今天應被確立為香港民主運動的長期綱領。褒揚封建文化、複製殖民奴性、保護特權利益的,都是香港民主運動 的抗爭對象。而這幾點長遠目標,也完全沒有偏離現代中國的文化血脈。

上世紀之初,孫中山等民國先賢,因居港而萌發當改革志士的宏願,以報 中國。往後,香港人亦受惠於中國的五四運動思想啟蒙,勇於批判封建文化的精神遺毒。 六、七十年代以來,本土新一代亦自國內、國外,吸收各種進步思想和精神養分,在這塊殖民地上,反抗殖民主義和它的封閉專權體制。這是跨越數代的香港人,在 彼此之間互相分享、尋求自主自由的精神傳統,也是建設香港未來所本的知覺及感情想像。任何誣蔑這血脈相連的相互關係為追求分離獨立之企圖,皆為歷史的扭曲 和惡毒之諂言,不攻自破。

七一遊行也是一個香港人對自身境?的前瞻和確認:因為,無論普選運動的短期目標,能否如願實現,也不應減卻香港 人追求民主、尊嚴和自由的決心,甚至,它讓 香港人更深的體會到,政治改革不能抽離文化價值的改革和確認,以及社會精神體質的健全發展。因此,七一遊行的目標,不應只限於爭取普選,而是人人承諾參與 改造社會體質、維護核心價值、完善公民社會的起步。

是不幸,也是幸運,香港人並沒有一個合格的在位政治領袖,單獨帶領我們建立後殖民香港的精神文化。香港只有靠每個香港人,身體力行的參與、發聲、反省和行動,相互支援,讓你我都成為這光榮任務的一部分。

價值爭辯絕非務虛,因為香港要為自己找尋一個真正能擺脫百年殖民夢魘的靈魂。一步一步的堅持爭取亦非偏狹,因為香港人都清楚他們的最終目標:他們所需要 的,是一個拒絕封建、走出殖民、廢絕特權的「新香港」———一個由我們鍥而不捨地一步一步地走出來的新香港。

殖民主義:一個迷失的視野



關於近年來香港種種政治爭論的性質,社會上充滿各種說法,有說管治效率出問題,有說中港存在文化差異,但似乎都只是瞎子摸象,未能指出箇中關鍵: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 本該是整個香港問題的要害,但在主流政治話語當中,卻往往被迴避、遮蔽、甚至掩飾起來。最近更有論者指出,學校的歷史教學也在刻意迴避殖民主義。但是,無 論在學術分析上還是政治判斷上,我們實有逼切需要打開這個難解的結。否則,我們無法正確解讀七一大遊行的長遠意義,及為香港未來的社會政治變遷作出洽當定 位。

二次大戰之後,世界經歷一浪接一浪的 ‘非殖民地化’ 運動,亞、非、拉美各地多個殖民地紛紛尋求獨立,不少人認為政治獨立就已是殖民主義的終結。可是,過去數十年全球各地冒起的 ‘後殖民研究’ ,早已指出這種 ‘唯主權’ 觀點的偏狹。因為殖民主義更是一種治理方式、一種制度、一種心態和一種思想視野,以及一種知識結構,深藏於人們的歷史經驗,它化成心態、習性,滲透社會體 質和人們的思維結構。雖然 ‘後殖民地’ 把外來殖民主人趕跑了,這些心態積習和體制慣性卻仍然陰魂不散,也就是說,殖民主義的社會關係和文化意識仍舊可以被不斷複製,它們成為後殖民地人民主體性 建設不可迴避的問題。

七十年代,北京小心地把香港剔除在聯合國的殖民地名單之外,為的是阻止香港走上和其他殖民地一樣的獨立道路。北京聲 稱,香港只是 “未解決的歷史問題”。這個說法雖然巧妙,但卻在模糊之處不幸地遮閉了香港的殖民主義問題。八十年代中國決意收回香港之後,就一直以 “回歸”、”統一” 等觀念為香港問題定性。在政治主權的角度而言,這種處理容或無過,但就文化和歷史經驗的角度而言, “回歸論” 和 “統一論” 都無助人們了解香港問題的癥結。

首先,香港並非一個甚麼走失掉了的孩子,迷途之後找到了歸家路。因為,如果不是昧於史實的話,我們就不能 否認,當代香港體制的建立(1841),遠早於兩個現代中國政權(民國(1911)及人民共和國(1949))。甚至,孫中山也承認,香港是其中一個地 方,引發和孕育了建設現代中國的革命運動。從這個角度來說,後來在建國路途上多番走上歷史迷途的不是香港,反而是中國。再者,香港雖然由英國派來的總督統 治,但從未脫離中國的歷史文化血脈,並不斷分擔著她這百年來的激盪和憂傷。兩地人民交往一向頻密,真正做成某種隔閡的,其實只是一度在大陸實行的共產制 度,但開放改革多年以來,制度隔閡的基礎已漸不存在。可見, “回歸” 並非實有所指,它原先只是一個詩意的比喻,但今天已有混淆視聽的後果。

再說,香港和中國從來也不是兩個分裂分治的政權,最後以武力或和平方式統一。八十年代中國只是和英國談判如何轉移主權治權,基本法草擬也只是諮詢某部份香港人的意見,而不是兩方人民共同制憲,創造統一的新國家。所以,借用 “統一論” 以了解香港問題,實有範疇錯置之弊。

總 而言之,香港既非另一種 “文明”,足堪與它的對手相爭霸、相對抗 (香港的文化實況從來沒有這樣充足的 “陽剛” 之氣),香港也非一個等待 “歸順” 到中國去,或一股需要中國去 “統一” 的對立力量。所以,今天有人仍在問 “應如何加速香港的文化回歸?”、 “是誰還在阻撓統一?” 等,其實都是經不起學術分析的政治措辭。它們被不斷反複談論的結果,只是進一步令人遺忘香港百多年來都是一個殖民地,而殖民主義是香港歷史經驗一部分這個 鐵一般的現實。

沒有這種面對歷史事實的忠誠,人們就不會深入探究香港殖民主義的特質、矛盾和問題,也不會去認真地疏理香港的殖民經驗,以 助香港走出殖民主義的困局。失去了以 “殖民主義” 作為問題意識,我們將無法檢討、批判和清理殖民主義的複雜遺產、去其遺毒,及正視和發展香港的主體性,並探討這種主體性和中國國民身份的關係。結果是令香 港,及那些介入制訂香港政策的中國人,都自困在一種對殖民主義既愛妒亦痛恨,糾纏不清的 “殖民情意結”:一方面指斥別人綣戀殖民時期,一方面自己又奉殖民教條為圭臬。

八十年代之初,香港前途問題的爭論當中,支持 “回歸” 的香港人,絕大多數同時支持民主化,改革殖民體制。反對 “回歸” 的所謂 “維持現狀派”,卻一拼反對對殖民體制進行改革。北京為了攏絡和取悅殖民建制當中的 ‘維持現狀派’ ,對殖民主義的問題更迴避不談,不敢正視,十足駝鳥政策。在這情況下,香港這二十年來經歷的,可以說是一種 “沒有完成非殖民地化的回歸”,而這一切都是以 “平穩過渡” 的美名掩飾過去。

如何分析香港的殖民經驗(尤其是文化上的經驗)是一個重大課題,有待深研,當中最關鍵的,其實是長期支撐這殖民體制運作的 “奴性結構”。這種奴性結構,在三十年代中國來港的新文化運動健將魯迅先生筆下,有如斯的描述: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 “高等華人” 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喫苦的 “土人” ,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徭是我們的前輩。(<再談香港>)

要 了解這種奴性結構,我們不得不回溯和審視英國人的殖民統治特色,亦即著名的 “間接管治” (Indirect Rule)原則。英國人有著和其他歐洲帝國強權,例如西、葡、荷、法等,很不相同的殖民管治哲學,後者要不將土著全都視作奴隸牛馬,不堪教化,要不就將所 有土著視為要受帝國所代表的 “文明” 所 “開化教育”,令他們最終成為同屬帝國的海外子民。但英國人的殖民哲學卻著重 “分而治之” 之術,吸納小部份土著領袖,將他們訓練成精神上效忠殖民主子的少數精英,再由他們去利用各種地方文化的特性,對被統治者加以細緻的分割、分化、以軟硬兼施 的方式進行治理。被統治者既非享全面國民地位的英國人,也不是受殖地區上有自身主體地位的社會公民。

提出這條英國殖民管治原則的,是曾經 多番在非洲討伐土著的將軍盧押(Lugard)。他後來被派來香港當第十四任總督,在任期間並成為香港大學的創辦人,把香港大學建設成培育此等華籍的帝國 代理人的地方。盧押的 “間接管治” 原則,從非洲、印度帶到香港,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土著紳士(native gentleman),也就是魯迅筆下那些 “高等華人”。他們雖然心儀英倫、歌頌皇室,但卻積極地利用中國人社會的那種封建奴性,把香港社會構設成一個環繞著他們這幫土著 “貴族” 而建成的奴才結構。

“奴才” 和 “奴隸” 是不同的兩個範疇。奴隸不被承認有人性,只是牛馬;奴才是人,但卻是被閹割了主體意識的人。奴隸受苦,有機會就會反抗,奴才卻活在主子的庇蔭下,以奉承、 吹捧來換取主子賜予的榮耀和利益,他們心甘情願地臣伏於主子的威勢,並憑藉這些虛假的威勢,對自己的土著同胞作威作福、為虎作倀。

於是, 我們會察覺到一個奇異現象,那就是香港文化結構中的 “殖民性” 和 “封建性” 是互為勾結的。英國殖民統治者積極利用中國文化當中的消極成份,抗拒社會改革,抗拒五四運動所帶來的啟蒙思潮和 左翼思想。魯迅先生1927年訪港時發表的一場演講中,亦一針見血地批評了這種殖民者維護中國封建文化的乖謬現象。他非常坦率地說: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所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要愈深的!(<老調子已經唱完>)

二 十年代,香港總督金文泰一手鎮壓省港大罷工,一手卻會同保守的本地華商,宣揚國粹、尊孔讀經,逆時代而行。他大力招攬前清遺老來港,宣揚封建禮教,以保守 的思想體制為藍本,插手華文教育,推行反動的社會文化政策。於是,雖然中國大陸在五四思潮下大步走上文化改革之途,但香港卻成為中國舊思想和封建文化的棲 居之地,使它們在這?再度發芽生根。往後中國大陸經多次戰火和革命的劫難,香港則免遭災禍,但卻諷刺地成為這些舊思想、舊文化的最後根據地。雖然這些舊式 封建精英文化並沒有因此回復往昔輝煌,但由於香港遠離北京這些五四啟蒙運動的中心,再加上殖民政策的偏擺,舊社會的奴性文化,卻可長期掩藏在香港的現代城 市外觀背後,暗存於社會肌理之中,拖著香港後腿。例如社會禮俗上的大清律例,要直至七十年代才予廢除。

事實上,不要以為推動這些舊式中國 文化活動,在殖民地上好歹也起著某種保存中國民族特色的功用,顯示華人文化受重視。事實上,奴性文化所欠的正是民族氣節。例如當時來港宏揚國粹的前清太史 宋學鵬,就在殖民教育當局的指使下,在指定的漢文教本中,歌頌 ‘英皇佐治五世’。顯見,奴才是不辨主子的,這也是今日所見各式各樣的 “轉呔” 現象的歷史結構原因。

所以,香港的殖民主義和封建文化可說是異源同體的紐結,也是香港奴性文化的深層結構。奴才體制就是香港殖民體制的實 質,奴性文化在一個百年來無大變動的殖民權力體制下被庇護。今日,我們要問的是,香港的九七主權過渡,在多大程度上,已改革了這種殖民體制?在多大程度, 香港人改革了殖民與封建雙生的奴性文化?還是,我們所見證的,反是奴才要不斷找尋主子去奉承的本性,以另一種方式顯露出來?

然而,無論這種奴性結構的基礎有多深厚,這兩年的七一遊行,和方興未艾的民主運動,正使香港市民廣泛的動員起來,反省和批判百年來積淀在心態、生活習慣和社會體質當中的奴性。無可否認,它們都是香港文化的 ‘非殖民地化’ 過程的重要延伸。

(二之一)

告別奴性的一天

雖然香港的殖民地體制,百多年來一直相對穩定,但並不表示那就是一個成功的體制。戰後難 民湧港,冷戰熾熱,國共鬥爭在港延續,六七暴動一度動搖了殖民體制的有效性。本土青年政治意識覺醒,打破政治禁忌,投入社會運動,殖民府亦開始著手令政府 管治更能贏取本地民眾認授。市民、學生投入各式社會運動、權益抗爭、關注本地政治事務,擺脫過去國共兩黨相爭的思想羈絆,使香港公民主體性初步浮現,也啟 動了香港的“非殖民地化”進程。殖民政府在當時面臨的管治危機下,重整管治策略,施行一系列社會改革措施,對公務員隊伍開始進行本土化改革。

所 以,香港的非殖民地化進程是本土社會運動所激發的,並不能視之為單單是港英政府的部署。一波又一波的市民參與和社會運動,都是香港公民社會日漸邁向成熟的 表現,這些抗爭都在促進殖民政府改善施政的同時,助成了香港人主體意識的成長,擺脫奴才/奴性的結構束縛,從殖民地順民,成長為香港社會的公民。在這個過 程中,亦激發了香港人的民族意識和批判性的愛國主義。

相對之下,面對市民主體性浮現和公民社會成長,當年港英殖民政府的回應是保守的,並 刻意以維護殖民統治的基本權力分配格局為原則。於是,一種以“穩定的香港”為問題意識 (problematique) 的政治論說,在七十年代起便開始在殖民政府支持的學術研究中取得主導地位。這些研究刻意簡化香港歷史,淡化在香港社會在動盪和變遷中不斷冒起的新現象,以 至忽視和抹煞各式在七十年代之後風起雲湧的政治理想和意識形態,反而從殖民統治的角度,為香港塑造一個殖民主義管治是一個成功穩定的管治模式的假像。

當 時,金耀基的“行政吸納政治”論,劉兆佳的“低度整合社會”論,都是從維護殖民管治架構這種角度出發,形成一種具殖民色彩的思想視野。在一個政治研究和討 論被嚴重壓抑的殖民時代,上述這些有著濃厚的親殖民建制色彩的理論,在一段長時間內,成為暗合殖民政府管治利益的主導論述架構。這些論述將香港人描繪為政 治冷感、沒有主體意識的難民,又論證香港殖民政府已經成功地透過吸納機制,將社會精英攏絡過來,為平穩的殖民政治服務。劉兆佳更進一步把社會一段時間的相 對沉默,抽象化為香港華人文化特質,亦即所謂 “功利家庭主義”,將香港人進一步在理論上化約為純粹經濟動物。事實上,上述的理論論述,大體上都是英國殖民大將盧押“間接管治”原則的引伸和細緻化,也 就是一種本土華人精英為殖民主義辯護的學術產物。

在八十年代主權回歸定案之後,像劉兆佳一類的學術討論,並沒有從發展和伸張香港市民主體 性,實現港人港原則下“當家作主”(溫?家寶語) 精神的角度探討香港的政治未來,反而是從如何對殖民架構和殖民管治原則進行小修小補的角度,完成服務於“平穩過渡”的政治設計,引入維持“高等華人”和各 利益集團特權的“功能團體”及甚麼“管治聯盟”的構想。於是乎,英國殖民地百年來的“間接管治”原則便在平穩過渡的大前提下暗渡陳倉,成為九七後香港政治 體制的原則,衍生成所謂 “行政主導”、“精英吸納”等的教條 (最近更扭曲地被樹為“均衡參與”), 並把“政治人才缺乏”等倒果為因的習見廣泛傳播。

九 十年代的泡沫經濟虛假繁榮,遮掩了這種刻意地“非政治化”的思維的缺漏,更不幸的是,自從六四事件之後,“民主抗共”的意識,以及“井水不犯河水” 的論述,把香港市民建立主體意識,擺脫殖民困局的需要,都給框限在一種“冷戰思維”的二元對立框架底下。香港人的自保和自我防衛意識,亦間接地默許了把不 少殖民架構和管治策略美化和合理化的制度安排。而中國政府亦在“平穩過渡”的思維支配下,將攏絡香港原有殖民統治力量,安撫既得利益集團的需要作為首要原 則,把香港政策的視野,嫁接到這種殖民主義意識架構之上,積重而難返。

殖民主義的陰魂未散,處處阻礙著解決香港問題的思路。在香港市民中 間,不時在抱怨飽受董建華政府敗壞施政之時,流露出日子還是殖民地時期好過的無奈嘆謂。而當政者及社會上的權貴階層,亦抱懷舊意識,夢想回到殖民地時期享 盡各種政治和經濟特權的年代,甚至幻想自己是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前的封建貴族,以為可將歷史倒退數百年。某些在本地近年冒升的資產階級威權主義思維,也 試圖將一些殖民主義管治原則永久化。更不幸的是,中國的當政者亦病急葯亂投,繼續向殖民管治經驗招魂,處處以維護“過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出發,妄圖可以壓 服香港市民走出殖民奴性結構的主體意識。這種遍及社會上下的殖民情意結,充斥在香港各式公共言談話語中間。

香港富商鄭家純說:「中國作為香港的宗主國,即是老闆,當然有權利決定香港政制發展。」 ───按:與 “宗主國” 相對的是藩屬或殖民地,以“宗主國”稱謂中國,那不是視香港為中國的殖民地又是甚麼?

前 中國官員周南說,「〔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就是與香港回歸前一樣,打打報告,提提意見,這就叫負責」───按:為甚麼回歸前的殖民總督獨裁制對‘負責 ’的定義,會被視為金科玉律,而不是體現 “人民共和國” 內,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和常理,來構設一個理應是“後殖民”的政治架構?

人大 副秘書長喬曉陽在人大釋法後說,他認同一位作者的意見,這位作者認為 「英國統治時期,未見香港有人質疑、詆毀以及要求修改《英皇制誥》和《皇室訓 令》……因為香港人尊重《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至高無上的憲制地位。」他慨嘆基本法並未受到像以往香港人對這兩份殖民地憲制文件的尊重,認為這說明 “傳統的法治精神”失落───按:大扺喬曉陽先生忘掉了,過去香港是一個人民在被征服狀態下的殖民地。土著對征服者的順從,是不是就是一種 “認同” 和“尊重”?為甚麼喬先生這麼輕易就說,一紙帝國強權的政令,乃等同於有著人民的認授性,反映了人民自身意志的“憲制文件”呢?為甚麼中國的當政者會期許 自己國家製訂的憲制文件,應受到像殖民地順民那一種形式的、表面的 “尊重”呢?為甚麼又要說,這種順民的“尊重”、啞忍,已經是香港人的“傳統精神”呢?

筆者在八二年是首批跑到啟德機場的學生之一,抗議 剛由北京轉到香港訪問的戴卓爾夫人,因為她在北京聲稱 “三條 (不平等) 條約”有效。而後來曾被人民日報贊譽為“愛國青年”的那一代人,在多番抗議這些沒有體現人民主體性的殖民地政令和條約時,也沒有基於甚麼“傳統法治精 神”,而不去質疑這些所謂“憲制文件”。倒是當日那些反對回歸的“維持現狀論”者,在輿論上卻主張尊重和遵守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中永久割讓條款的“法治精 神”。

上面引述的這些例子和說話,顯然深深地嘲弄和傷害了與殖民奴性文化和權力架構搏鬥、周旋了多年的香港人,卻也證明了香港走出殖民困境的任務艱鉅,亦映照出殖民主義文化的陰魂難散。難道中國和香港的關係,就只能從這種殖民管治經驗和殖民體制的精神傳統來構想嗎?

我 不認為,香港人有一種先天優越的“文明”,相反地,從歷史的深沉探索中,滿眼都是香港特色的殖民/封建奴性,光怪陸離的時空倒錯、黑白顛倒。香港人的習慣 心態,仍舊充斥著揣摩上意、委曲奉承、反智犬儒的奴才性格。所以,香港的民主運動,既要能批判,也要能自我批判。覺醒的香港人要合力維持的是香港優秀的核 心價值,而非一種 “大香港主義”,因為香港值得珍重的核心價值,都不是源於保守封閉的殖民體制恩賜,而是從香港人在反抗殖民/封建奴性文化的歷史經驗中累積的。只有這些前 仆後繼的反殖民、求自主的社會運動,香港人才會批判地吸取和挪用各種進步思想和意識,以抵禦殖民社會體質中長期積習下來的奴性。

殖民地下啞忍的是順民;俯伏在封建制度下的是臣民;活在共和國下的應是盡享國民權利的國民;香港作為一個現代城市,它需要的不再是奴才,而是有著主體意識的城市公民。

香港的民主運動,目標不應泥於分享政治權力,也不囿於爭奪議席,因為它有更深廣的文化社會任務,它毋寧是承繼南來遲了的五四啟蒙運動,它會協助中國土地上這最後一片殖民地,走到徹底告別奴性的一天。

(二之二)